朱祁钰则是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是下罪己诏的问题，这是在为将来太上皇下罪己诏做铺垫，也可以理解为抛砖引玉。

有了自己多次下罪己诏，到了太上皇下罪己诏时，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也不会让人认为是自己强迫太上皇下罪己诏。

毕竟皇帝都下了三四次罪己诏，太上皇有那么大的罪过，下一次罪己诏好像也不是太过分。

至于派王骥率大军去彻底剿灭也先，且不说茫茫千里大草原，也先有手有脚有骏马，不会像木头一样在原地等着被砍，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十万大军围住呢。

再说王骥肯不肯全力营救太上皇，还是个问题呢。

经过这次对苗乱的镇压，朱祁钰已经有些看明白了，王骥对太上皇也没有多么忠心。

如果王骥真的对太上皇死心塌地，那自己绝对成不了这次镇压苗乱的最大赢家：

原宣府守军，杨洪的嫡系，已经被全部消灭。

太上皇的姻亲、嫡系心腹、安远侯柳溥，战死。

太上皇在宗藩中最坚定的支持者襄王，遇袭被俘，虽然赎回，但身心与名望俱大大受损，已经彻底立不起来了。

还有石亨、孙镗、刘永诚、杨善、金英、兴安再次兵败，已经彻底没有了最开始的骄矜。

骄兵悍将，那才是最难管的。

想到这里，朱祁钰对陈循吩咐道：“令杨善、金英、兴安回京。石亨驻守襄阳，并接管襄阳的五万新军。孙镗接替安远侯柳溥，镇守广西。刘永诚率军进驻云南。

靖远伯率十万明军主力进驻甘州，准备北伐也先。宁阳侯大军班师回南京，和于谦一起整编南京京营。

杨洪、杨杰，由三法司会审，定罪之后，押往宣府，凌迟处死。

原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一直关在牢中没有处置，如今一并押到宣府凌迟。”

大臣听得心中叹气，这皇帝，唉，先道歉再杀人，刚下完罪己诏，就紧跟着杀人立威。

朱祁钰立即补充道：“给杨洪父子定的罪名是，勾结瓦剌，出卖明军。走私军械、祸国资敌。

就这十六个字，不要再扯其他。”

这个是朱祁钰从崇祯那里吸取的教训。崇祯非要讲东讲西给大都督列一堆罪状，结果呢，让人家翻案了吧。

你讲那么多，后世的老百姓又记不住。导致的结果就是要点根本就不突出，就给了别人混淆视听的余地。

这就是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

其实别的什么都不要追究，只要死死咬住广宁右屯卫，送粮草给后金的那两位大都督一个都跑不了，谁也别想翻案。

到了朱祁钰这里，也不再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了，给杨洪的定罪，就是勾结瓦剌，别的什么都不要讲。

后世想翻案？那就翻好了，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洗的干净。

处理完这些，朱祁钰方才命人将李贤、李实叫了上来，然后作极为关切之状，听二人详详细细地讲述一遍太上皇的悲惨遭遇。

不料，还真听到了朱祁钰想要的东西。李实在瓦剌期间，曾经十分恳切地劝太上皇下罪己诏，并彻底放弃权力，幽居深宫，颐养天年。

可惜，太上皇十分不情愿，对于太子朱见深即位，然后由太上皇摄政、重掌权力，依然抱有极大的期望。

朱祁钰也是感到很无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直接去凤阳皇宫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多好啊，非要逼我赶尽杀绝，这又是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