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广电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之前，国内的电影市场是没有民营公司的生存空间的。

首先说，个人开影视公司拍电影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问题，你要拍片子，得找制片厂挂靠才行。

拍完了片子，发行渠道掌握在中影手里，统购统销，一部电影就给你这么多钱，票房是多是少跟你没关系。

93年之后，意见发布，国内电影行业迎来巨变。

取消统购统销、放开电影票价、取消中影一家独大的发行模式。

看似给中国电影松了绑，可实际上，是把中国电影引入了蛮荒时代。

取消了统购统销，制片厂的成本压力是变小了，但同时也没了保靠，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惰性让这些制片厂无所适从，有些制片厂从此一蹶不振。

放开电影票价，看似走向了市场经济，可问题在于没有可依之规，各地电影院漫天要价，一些电影的票价动辄二三十块，《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公映的时候，电影院售价50块钱/张票，黄牛炒到了400块钱/张票。

更有甚者，还有各地电影院线组成联盟，利用垄断排片的优势抬高电影票价，对于不配合的各地电影院、制片公司、发行公司进行打击报复。

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期，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工资也就一两百块钱，九十年代末也不过堪堪破千而已。

看一次电影，就要花费一两天，甚至是四五天的工资钱。

票价的畸形飙涨，将无数观众热切的观影欲望扼杀殆尽，这种短视的涸泽而渔，让中国电影在九十年代几乎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阶段。

当然了，造成国内电影市场迅速崩盘的最大原因还是vcd、dvd的发行、盗版的猖獗以及各地电影院偷瞒漏报票房。

政策放开，电影票价上涨，老百姓观影成本飙升，选择不看电影。

然后vcd、dvd出现，盗版碟片猖獗，租个碟片，自己在家就能看电影，不比到电影院划算？

老百姓不去电影院，影院收入减少，更要提高票价，甚至是偷瞒漏报电影票房。

如此循环往复，让中国电影陷入了无限的恶性循环。

以前是管的太死，放开之后是管的太松。

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经历了改革的阵痛。

在整条产业链上，最惨的就是民营公司，哪怕贡献再大，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和主导权。

举个例子，陈小二这几年是国内的电影圈炙手可热的喜剧明星。

去年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影视公司。

按照历史轨迹，他的影视公司会挂靠在多家制片厂下投资拍摄《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多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很叫座，一到电影院去看观众经常满座，可反应到票房上，却连本都收不回来。

陈小二拍电影越拍越穷，到了1997年，他终于支撑不住，关停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林为民后世喜欢看电影，对于电影改革这几年的事知之甚详。

自己的作品要影视化，这当然是好事，但他必须找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途径。

自己成立影视公司投资制作，至少这个时间节点是肯定不行的，电影发行只能交给中影，一部片子别管投资多少钱，就给90万，除非他疯了。

但有了徐枫和迈克尔·菲利普斯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外资，来国内拍电影享受到的待遇是顶级的，合拍片可以由特区发行公司发行，没有中影的一家独霸，哪怕发行区域少了一点，收益也不止90万。

很多人都知道九十年代香江和内地合拍了不少电影，但实际上，所谓的合拍，很多时候就是某制片厂配合香江剧组的工作，香江剧组花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取景、用工。

两人都是能够自掏腰包投资又能力出众的制片人，二人提供资金、人脉、渠道，还有一层外资的身份，出钱出力的同时，又承担了风险。

林为民所付出的，则是具有影响力的原著。

互惠共赢。

迈克尔·菲利普斯比预计的晚到了一天，倒了一晚上的时差，他迫不及待的约见了林为民和徐枫。

合作的大体事宜都在电话中谈好了，几人见面一商量，便确定了合作。

迈克尔·菲利普斯虽然游走于好莱坞各大公司之间，但自己也有一家独立制片公司，只不过投资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成本电影或者独立电影。

这次一下子拿出四百万来，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

对于徐枫来说，也是如此。

《霸王别姬》投资800万米刀，对比后世，投资额足足翻了一倍。

签订了投资协议，几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码剧组，导演是一部电影的大脑，肯定是第一个要确定下来的人选。

《霸王别姬》的制作以徐枫为主，迈克尔·菲利普斯负责宣发。

“导演我想找程凯歌！”徐枫说道。

程凯歌？

林为民对此并无意外迈克尔·菲利普斯则一脸茫然，他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为什么不找章艺谋？”迈克尔·菲利普斯真诚的发问。

程凯歌成名比章艺谋早，在国内大家经常把二人放到一起比，但在国外，章艺谋的名声要远大于程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