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这些税司，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商人，而在大明朝，其实商人又多是士绅。大明现在有六十多万秀才，数万举人，进士都有上千，更别提还有大量的监生。但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转而去做生意了。

换句话说，大明朝从乡间到城市，那些坐店的行商的甚至佃田收租开矿的跑海上商贸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读书人。大明的读书人太多了，有着功名的也大把，他们一面占据了官场仕途，控制着朝廷和地方，一面又全面渗透到了商农工。

凭着他们对朝廷和地方的把持，这个庞大的群体异常的稳固。在朝的官员们也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牢牢的维护着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田地有诸多特权，免许多赋税，他们经商，更是基本上没有商税，仅有的一点关口，可只要打着官府官员的旗号，也一样可以畅行无阻。

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可大明的这些士绅却过着豪奢的生活。

周延儒两度为首辅，当然很清楚这里头的事情。每次朝廷想要征点商税，都被官员们猛烈反对，说是与民争利，其实他们只是不想官府侵犯他们固有的特权利益罢了。

周延儒自己也属于这个利益群体，但若站在朝廷的一面来看，建立海关，征收商税，这些确是极正确的策略，只是一味的自普通百姓身上收税，又能收上来多少因为有那些士绅特权，加之他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往往那些税赋最后全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就如当年加征三饷，杨嗣昌奏报朝廷，说是按田亩加征，并不按丁口征收。折算下来，三饷一年加征近两千万两银，可按天下田亩摊算，辽饷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再加上后来的剿饷练饷，加起来，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征收一分多银钱。

当时计算每石粮折银八钱，一分多银的加征，一亩地也只相当于多征几斤粮食而已。

不过帐表面上算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操作时，地方上并不是按亩征收的，天下田地多被少数士绅地主占据，可摊派加征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把该交的这些加征，绝大多数给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或者是转嫁给自己的佃农，甚至有些地主和许多地方胥吏还趁机要贪污一把，以火耗之名等多征多收。

结果就是本来一亩只多收几斤粮，对普通百姓应当影响不大的三饷，最终却让百姓苦不堪言，倾家荡产，可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们，却并没有承担多少加派，甚至有的反而还借机压榨百姓又捞了一把，甚至趁机又倾占了大量的田地。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当年万历要收矿税，都闹的天下震动，为何，就是那些士绅官员们不肯舍弃到嘴的利益。加之皇帝无人可用，任用宦官，而宦官在征税的时候也是无法无天，贪污，在那些士绅官员的煽动下，最终闹的乌烟障气。

朝廷如今收入越少，本就不多的那点收入，还总有欠缴，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可大明的官员们一面喊着忠君爱国，实际上却是一点也舍不得吐出那些特权和利益的。就好比早几年，朝廷内寇外虏，军队无饷可发，皇帝想向官员勋贵们借点银子救急，可一个个谁也不愿意拿出钱来。

南京兵部尚书侯恂南京户部尚书方孔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李树初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张国维，两湖总督兼湖北巡抚袁继咸，还有湖南巡抚朱大典江北巡抚史可法江南巡抚陈继瑜福建巡抚吴之屏台湾巡抚何腾蛟广西巡抚张镜心，这些人都是支持新税法的地方大员。

周延儒缓缓说道，这些人都是当初梅李二人在时所任用的，有消息说，这些督抚其实是刘继业在幕后向梅李二人大力举荐出任的。正因如此，如今这些南方的封疆大吏们，也都被划为了楚党。

无论江南党还是江北党，他们连自己的大本营，都被楚党控制着，说来也是奇特的事情。吴甡和周延儒都想拉拢这些督抚，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也基本上是东林出身，但现在却跟刘继业走的更进，被划为了楚党。

从某方面来说，其实此时所谓的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也许只是因为某人的老师或者同学同乡同年是某党，然后他们也往往就划做同党。现在朝中私下划分的江北党江南党楚党，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原来的东林，也有部份的复社，甚至也有一些过去的阉党在内。

但这三党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党派，只是官员对于以吴甡周延儒刘继业三人为首的三个泛同盟官员群体的私下称呼而已。未完待续。

：谢谢十百年南营玉回家了的感觉。这几天太冷，又感冒了，真是哔了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