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你写份辞呈上来,我马上就批复!”常安民也不客气地答道,他是临时法庭的都判事官,有权批复。
“我秉承本心,为民立命,无愧于天地!”丰稷大喊道。
“丰先生,我看你这心有些偏了吧。”郭令先不客气道。
“你说什么?”丰稷呵斥道。
“难道不是吗?你这是欺软怕硬。那些敢作奸犯科的恶人,你们就报以仁恕。那些遵善守法的善人,你们却坐视不管。有恶不除,有善不卫,长此以往,谁还愿意遵善守法?个个都去当恶人算了,反正有仁恕教化在。”
丰稷涨红了脸,更大声地争辩起来。
其实他对那些谋逆作乱的贼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那些要被严惩的人里有世家大户。这些人多是诗书传家,士林儒生一脉,当然要另眼看待。
只是经过两年的大辩论,“民为邦本”已经深入人心。世家士儒可优待,百姓们却要严惩不待,属于“政治不正确”,容易被抨击。
如果丰稷就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统统视作“民”,然后举起“仁恕”的大旗,全部给予一条生路。
常安民、郭令先等人当然也看出丰稷这边的心思,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
看着两边开始吵起来,作为旁观者和临时法庭的监督者,张叔夜默不作声。
他知道,整件事不仅仅是严惩逆贼主犯这么简单。这还涉及到“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国本之争。
“以德治国”是先汉年间,儒家确定优势后逐渐形成了国本。以孝治国、宽仁厚德等等都是它的体现。
现在官家在“以德治国”的后面加了一个“以法安邦”。德以扬善,法以惩恶。制定的律法以现行的道德准则为基础,做到“守住道德最后底线”。
这一点,通过两年的大辩论,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有激进者还把两句换了个前后位置—“以法治国、以德安邦”。完全颠倒法和德的主次重要性。
这些人被称为“法治派”。
这种思潮的出现,除了官家的引导,也可以视为大宋士人儒生,对过往历朝历代按照儒家典籍所言,以德治国却不得大治的一种反思。
这种反思来自于过去数十年里,大宋朝堂变法与保守的激烈斗争。
新旧两派的人都在竭力地研究历朝历代的历史,研究儒家典籍,讨论它们在现实中的运用,以便为自己这边找出有力的辩护证据。
这种激烈斗争中碰撞出来的火花,在历史上,最后演化出南宋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和永嘉事功学。只是现在,被赵似加以引导,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是对于丰稷这些坚守儒家经典主义的“德治派”而言,“法治派”是异端,是颠覆,是大逆不道。
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给予“法治派”痛击,
这回敦舆山谋逆大桉的临时法庭,就是一次交锋。但是目前看,“法治派”占据优势。
争论了两天,临时法庭的裁定下达,乱军主犯凶犯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地方世家涉桉主犯一百一十九人,从犯三百五十七人,全部处死。
其余乱军从犯判处五到二十年劳役,家卷流放岭南。
地方世家涉桉从犯大部分判处十到二十年劳役,家卷流放琼崖岛。
裁定书还需大理寺审核,报请官家御览。官家可加恩赦免或减轻惩处,或不予否认给予默许。
丰稷等人还期盼恩自上出,官家会加以赦免减惩。不想批复很快就下来了,官家只是对乱军从犯家卷一万多口,加以赦免,着择地安置。其余的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