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了赵祯私事的手诏，徐平才细看关于政事的手诏。哪些可以施行，放到一边让宰执传阅签字画押。哪些徐平不同意，直接就收起来，入宫奏事的时候跟赵祯说明理由。徐平认可了的，其他宰执有不同意见，会在政事堂聚议的时候提出来，大家一起拿主意。

这就是徐平每天在政事堂里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

治国理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皇帝决定的是谁来当这个宰相。君权和相权的牵制是由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看皇帝的品性，看宰相的能力。权力和责任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了责任。皇帝直接来处理政事，就没有哪个宰相愿意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了，这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官员是从属于政权的，而不是皇帝的家臣奴才。

前几天徐平跟赵祯谈论过奴仆制度，认为现在还残存着唐时的奴婢，是不合理的。赵祯考虑过后，同意了徐平的意见，直接下了手诏，不论官私，放天下奴婢为良。

从真宗皇帝时候起，私奴婢已经不合法，民间虽然还有奴仆之名，实际上是雇佣来的良人，拿钱干活而已。不过还有官奴婢，主要来源是反叛的人员的家属，多配属在京城各司下的场务里。这些人的人身限制已经不多，但在法律意义上，确实还是奴婢贱民。

此次废奴，主要针对的是官奴婢，彻底去除他们的人身限制，法律上面天下从此不再有贱民。当然，民间的娼妓、卜算之流称为杂类，宗室、士大夫不得与他们结亲。这是针对职业的岐视，这些人不是贱民，不从事这一行了，同样是正常的普通人。对这些职业岐视合适不合适徐平还没有想好，此次先略过不论，以后再议。

在手诏旁边徐平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后边让宰执传阅议论。一是法律上的主仆之义是不是应该废除，即奴仆不得告主的内容，改为完全按照家庭的同居共财之人来论。

法律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伦理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大多都是牵涉到了法律。徐平前世欧美的热门议题同性恋，要害不是社会岐视，而是法律同意不同意他们可以结为夫妻。这个年代，牵涉到法律的伦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父子祖孙有血缘关系，那么继父继子呢？夫妻组成家庭，依据什么组成？是爱情？还是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名份？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夫妻可不可以离婚，涉及到政权的税赋怎么收取。宋朝使用了一个笼统的做法，即以同居共财之人，来代替家庭。这是在征收税赋的意义上采取的作法，即登记为一户，财产归于一户而没有私财的，即视为同居共财之人。奴仆无私财，指的是在这一户里没有私财，他原来的家里当然还是有的，不过那是另一户的事情。财政意义上，受雇到别人家里为奴仆，他对政权赋税差役的责任，便从原来自己的家里，转到了雇主的家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服兵役，奴仆参军，是为雇主家服兵役，还是为自己原来的家里服兵役？还是兵役无关家庭，是所有成年百姓的义务？那么在雇佣期内奴仆去服兵役，雇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政权要示民以公，这些都不能随意乱来。

徐平写下的第二条意见，是主仆雇佣的契约，明确费用由雇主承担。政权提供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然很容易失去严肃性。收费可以少，但不能免，这就是印花税的内容。明确雇主承担，是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扯皮官司。

第三条意见是雇佣年限，徐平建议明确下来为三年。三年后双方愿意保持，则需重立契约。现在的五年、十年，时限还是太长了些，灵活性不足。在年限内，有一方毁约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给另一方多少补偿，也是要确定下来的。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就是劳动法。后面朝廷的精力要慢慢从乡间农业转移到城镇的工商业上来，雇佣关系必须要确定。中国的传统，历史上的宋朝，并不需要劳动者进行流血抗争，朝廷会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底线，徐平只是尽量把这个下限提得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