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镐显得有些为难，顿了一下，还是答道：“军中的事，下官应该一切明了，至于行军打仗，用计破敌，多读兵书就是。经略要下官来学，实在不知道要学什么。”

“化基，世间的事，最难的就在这一个学字上啊！你不知道要到这里来学什么，说到底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行军打仗要懂什么。排兵布阵？骑射技击？”徐平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那些不需要学的，只要照着做就好，最多算练。你进士出身，自幼熟读诗书，我便以我们小时练字来讲好了。小时候我们练字，多是先摹，后临，再学，到了最后才能自成一家，有自己的神韵。虽然不是每一个人的字学成了之后都能够写得好看，但总是与其他人不同。摹、临、学，这便就是练字的阶梯。摹是断然不能称为学习的，临只能算是初登门户，只有过了这两步，才能算是开始学写字。打仗也是一样，同样有三个阶梯。”

明镐倒没想到徐平真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肃然道：“下官愿闻其详。”

“跟学字时先摹历代书家之作一样，初习战事，自然是先懂排兵布阵，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弓要如何开，刀要如何砍，枪要如何刺。定西城这里，习这些不叫作学，而只能叫作训练。习骑射刀枪，擒拿技击，训练的是士卒，习排兵布阵，行军扎营，训练的则是低阶统兵官，营指挥使以下。再向上的军官，就必须要学了。学什么？排兵布阵，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排兵布阵，行军扎营，要知道为什么这样行军，这样扎营。未战之前，就应当从机宜等收来的情报里面，推断出来敌要如何作战，我要如何应对，料敌先机。”

明镐看着徐平，突然展颜：“经略的话，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也不对。士卒习技，低阶统兵官习术，高阶统兵官则要习道。”

跟聪明人讲话就是痛快，徐平一拊掌道：“不错，也可以称作技、术、道。韩非子论取士，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话不错，可总有人解偏。宰相起于州部，而不是取自小吏，起于卒伍的是猛将，而不是一军之帅，为何？打仗不是街头泼皮打架，身强力大十人八人时用处巨大，到三五百人时就不如勇猛敢拼了。所谓猛将，是临阵时敢冲敢杀，能够冲锋陷阵的。三五百人时猛将有用，到了成千上万人，只是敢冲敢杀，就没有大用处了。此时更加有用的，是知道从哪里冲，从哪里杀。而这些，冲杀上一辈子，也是学不到的。真正的一军之帅，都是善于学习，把这些道理明白于心。”

量变会引起质变，这道理简单明白，但就是有人不相信，非要在简单粗暴的路上一走到底。军队中的官和兵有不同的职能和定位，绝不仅是阶级和待遇不同，而是他们面临的任务和要做的事情有根本的区别。一个好兵未必就是一个好军官，而一个好军官也未必能当好一个兵，这个道理本来很浅显，却偏偏好像没人知道了一样。如今的禁军，实际上就是用士卒的标准来要求军官，你要把军官的教育单独另列出来，反而成了另类。

武举重策论，说明定这些制度的人脑子没有糊涂，在将来及以后，军官的教育从来就是这个路线。但怪异的是，重策论选出来的武举却与军队格格不入，没有用处。于是便有官员说策论那些理论无用，将校选拔，还是要从士卒中挑勇武有力的来。不但是这个年代有人这样认为，怪异的是千年之后还有人这样认为，全然不看看全世界的军官是怎么培养的。按照正确的路线选拔的武举不能成为军队的中坚，只能说明军事制度出问题了，反过来认为选择机制有问题，那就真地让人猜不懂这种思路是怎么来的。

自五胡乱中原，到唐朝安史之乱前胡人彻底主导天下的军事力量，改变的不只是中国的军事制度，还有军事文化。战争的组织、策划等等精细操作被废弃一空，对军事的评价成了个人的勇力、胆气这些细枝末节，能打好仗才怪。对于农耕为主的中原来说，组织能力才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了这一点，就只能任人宰杀了。

这一点不只是对汉人，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军事力量也是一样。军事终究是政治的延伸，政治来自于以经济为主的社会基础，并不是你想不变就可以不变的。历史上契丹被女真打败了，说是因为他们汉化了，女真又被蒙古打败了，又说女真被汉化了，好像不能打的军事力量只要推一个汉化就可以了。还有人一本正经地研究崇尚儒家怎么造成了女真军事力量的衰弱，浑然忘记了历史上第一个独尊儒术的帝王打得这些异族像狗一样满世界乱窜。最后一个进入中原的异族，拼死保持着他们的八旗制度不变，结果八旗的军事力量衰弱得比那些汉化的民族更快。只能说，这种异化了的军事文化还深深影响着一千年后的人。

没办法，从宋朝之后的军事制度其实与游牧民族已经没有大的区别，而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制度和文化他们也就想不出其他影响实力的因素了。

通过与党项的战争，徐平要做的，就是把这被扭曲了的军事文化和军事制度重新走上原来正确的轨道。做到这一点，才是让中原王朝不再被游牧民族动不动打烂的根本。

重新定义军官和士卒的不同，把缺失了的组织体系重新建立起来，把建立在这个组织体系上的军事文化再次发扬，才是徐平军制改革的根本。

正是因为军官和士卒从职责、能力要求这些有了根本上的区别，才不需要等级森严的阶级法。而制度上分不清军官和士卒，才需要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辨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