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基本几条，其他的你们回去补充，列出条例来拿来我看。第一条是入社的人自愿，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第二条是这些小店小铺不以赢利为目的，只看能不能方便工匠生活。第三条是，这些店铺里的物品卖价参照外面店铺的正常卖价，不管入不入社的人，都可以从这里买东西。第四条，每月或者每季度结账，当然按年也可以，依照入社的人在这些店铺里买物品花的钱数，把利钱分配下去。这一条尤其要注意，留下店铺的本钱，利息要按照多买的人多得，少买的人少得的原则分配。其他如入社时交的本钱，人数的多少，都不可以作为分配利钱的依据。惟有如此，才能够让这些小店铺真是方便本地工匠。最后，官府对这些小店小铺免税算，予以监督。”
郑戬听了这些，再也忍不住，问道：“副使，那这些先前伸手的权贵如何处置？”
徐平看着郑戬笑了笑：“天休，你记住，自己管的是勾院。把这些人抓出来，三司的账目理清楚，是你该做的事。但抓犯人，判刑责，则不是你该管的。等你们三人把我刚才说的条例理出来，把这份名单和条例一起上报，事情说清楚。至于朝廷怎么处理这些人，就不是我们该管的了，我们只要斩断向三司伸来的手就可以了。”
郑戬沉默不语，徐平说的有道理，他有自己的职责，不该越职言事。但想来想去心里就是觉得不甘心，这就相当于辛苦做了事，功劳却没有捞到手里。在郑戬眼里功劳还是小事，抓人判刑收拾权贵对他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
郭谘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他管的几案不涉及这些，再者他的身份跟刘沆和郑戬也有距离。进士跟进士还不一样，一个是看殿试时候的等第，再一个是朝廷里有没有得力的人支持。郭谘两样都没有，就缺了刘沆和郑戬的锐气。
徐平也是没办法，三司的手不敢再向外伸了，如果连牵扯到三司的案子犯事的人员三司都去抓，将会遇到极大的反弹力。现在朝廷里的事务，已经有六成以上是在三司这里，再去管不该管的事，徐平先就给人一个贪权跋扈的印象。
名单上的人怎么处理是小事，怎么建立制度防止事情发生是大事。把名单送到政事堂，极大的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平自然清楚。但如此一来，宰执们在三司订立制度的时候便就不会多说话，也算是一种交换吧。
事情做的越多，参与的越多，理解便就越深。跟刘沆和郑戬这一番交谈，徐平才蓦然想起，自己前世这些小店小铺实际上就是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在面临生存危机时用鲜血和滚滚人头为自己争取来的，历史上曾经帮助无数贫苦人活了下去。
没有血淋淋的事实，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政策的宝贵，甚至受了恩惠的人也不会记得徐平的恩德。但那又如何呢？自己不可能做每一件事情都得到什么，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自己的这三个手下，刘沆好使阴招，喜钻营，郑戬则为人嫉恶如仇，但缺乏大局观，而郭谘醉心于技术，做事情经常会出差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综合起来却都是难得的人才。
人才难得，真正十全十美的人物更是难得一见，关键还是怎么用他们。用他们的长处，尽量防止他们的短处，是自己这个做上司的人应该做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刘沆、郑戬和郭谘三人本是为了如何处理非法犯利的权贵来找徐平，结果却成了如何处理那些小店小铺，心里难免有些落差。尤其是郑戬，明显不高兴。
徐平笑道：“难得你们三人一起到我府上一次，这个节令，正是去年李副使从契丹带回的西瓜成熟的季节，正好尝一尝鲜。公事便就说到这里，都不要再提，好好品尝一下我府里的瓜果，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说完，让下人上了瓜果上来。除了西瓜，还有一些早熟的桃杏之类，虽然味道都有些青涩，难得的是新鲜当季。
听了李璋的话后，徐平已经想好了，除了那几家必须用西瓜送礼的，比如皇宫那里，八大王家里，几位太后如杨景宗家和李用和家，其他家就都不送了。闲的时候约朝里的官员到自己家里来，做个品瓜聚会，也省了他们攀比。
而其他人，到了自己家里当然也可以品尝，便就从自己的三位手下开始。
（备注：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是神宗年间《吕氏乡约》的原则，实际上当时的《吕氏乡约》颇有些乡村公社的意思。细看起来，后来欧洲兴起的消费合作社的一些原则大多都有，只是消费合作社是以利益为纽带，而乡约则注重风俗教化。《吕氏乡约》是后来明清时期乡绅治理乡村的源头，但本身只坚持了几年时间，实践过程中做了大量更改。两宋虽然还是偶然有相似的乡约，但只是零星出现，而且基本坚持不下去，所以在两宋是没有乡绅这个事物的。直到明朝的中后期，王阳明以巡抚的身份在江西推行《赣南乡约》，政权介入并主导之后，乡绅才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在乡村占据主导地位。此处说明，是因为很多读者印象里中国古代乡村都是乡绅地主的天下，实际历史上这种状况并不占主流，清朝中后期之后乡绅才成为农村的土皇帝，而那已经是近现代史了，并不属于古代史的范畴。）
（关于书评区的争论，我也看了。怎么说呢，从一开始就追这本书的读者，知道这本书一步一步走来的艰辛，我很珍惜每一位读者。但是能力所限，也确实做不到每一个方面符合每一位读者的心意，有不到的地方，还请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