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有点了点头：“我连夜带人验过了尸身，真地是死了！”

徐平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这件事情闹起来，肯定又有人说里正衙前的役太重，想办法废了这差役。雇役法也不是王安石凭空想出来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人讨论提出过，便就是被这些事情闹的。

说起来这种差役并不合理，摊在头上几乎就是个向官府扔钱的无底洞，碰上个刻薄的官员闹得倾家荡产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取消了必须要有相应更完善的政策配套出来，不能一废了之，雇役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个年代宋朝的税赋实际上是累进制的，不过不像徐平前世是按收入累进，而是按照资产累进。资产越多的人交的税承担得赋役越重，这一点有其先进合理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有利于减小大的社会动荡。虽然这种小的风波不断，但哄动天下的乱子也不容易闹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平是认可这种累进税制，只是一些细节需要改变。

至于牵扯在里面的王沿，徐平倒不放在心上，说来说去就是他倒霉罢了。到了穷乡僻壤还讲究什么吃喝，好坏凑合过去就算了。认真说起来也不能说王沿过分，不管是哪朝哪代，王沿这种大官到了乡下，喝点酒吃点肉并不算是多过分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官员从基层做起，只有经历过了底下的艰难，才会有做官的经验。这经验不是知道什么事情要怎么做，有什么前例可循，那不过是老吏罢了。真正的经验是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下一道命令，做一件事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什么时候应该小心谨慎，什么时候可以随意一些，尽最大努力避开这些官场上的地雷。

这一带都是不怎么富裕的小县，平时承担的劳役又重，地方物资贫乏，就是乡村里的大户，认真说起来还比不上江南两浙一带的中产之家。你一讲究吃喝，哪怕就是要吃两只鸡，到了富户家里也是了不得的财产，不定惹出什么事来。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出来，从一到河阴县，徐平一直严格自律，就是自己要吃点什么东西，也一再交待一定要用实钱去买，绝不能从地方上巧取豪夺。当日鲁芳带人去买两只孟州猪，便就是因为徐平要求得严，一定要公平买卖花钱买回来才行。

换一个地方，徐平也未必就会这样，到了两浙，地方清汤寡水地招待他也不会愿意。因为那里是富裕地方，随便乡下大户都酒肉不缺，招待自己差了就是瞧不起自己。

但这一带不行，像王沿这样，稍微讲究一点，就把自己陷进了人命官司里。

这条人命虽然是家务纠纷，却是因为给王沿准备酒食而起，他脱不了干系。人命关天，有人突然横死地方上不敢隐瞒，必须立即报官。到了县里，张大有也不敢把事情压下来，一样要报到京西路的转运使司和提刑司，要报到朝廷里去。

这被牵连到的官员，哪个会对王沿有好脸色？

张大有见徐平不说话，小声试探着问：“待制，你看这事情该怎么处置？”

徐平何尝不知道张大有的意思，自己与王沿不和他看在眼里，又与自己是同年当然站在自己一边，必须要问清楚，自己会不会借这件事情收拾王沿。

想了一想，徐平问张大有：“损之，你心里怎么想的，不妨先说出来听听。”

“下官想着，事情总是发生在我的治下，应当上章自劾。王副使那里要怎么跟他说，还是要转运使司决断。”

徐平点头：“不错，不管这件事情跟王副使有什么关系，都不是我们能够随便说话的，上章自劾是对的。不过，你除了向转运使司和审官院自劾外，还要立即用快马把事情经过写清楚，上报大理寺、审刑院和御史台，洛阳李知府那里更是不能有任何耽搁，必须让他今天就知道此事。”

“待制说的是，下官清楚了。”

王沿的职务在那里，别说是张大有，就是徐平也不能随便说让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让徐平就此放过他也不可能，那就把事情闹得天下皆知。一个三司副使，出来巡查个河道，竟然就闹出人命官司来，这屎他得老老实实吃下去。

徐平又道：“不但是你，我一样也要上章自劾，把事情经过说清楚。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是此行的正使，担子要担起来。你放心，事情不会让你一个人担。”

越是与自己无关，而且肯定会查清楚的事情，那就要先认个错，这才是把自己摘出去的最好办法。徐平为官多年，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