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里距离喀喇沁、敖汉、奈曼、库伦等几个蒙古部落太近了点，而那些蒙古部落又都已经归附了满清，并不安全。

一来，募民北上到塞外屯垦十分不易，塞外有北虏，人尽皆知。

二来，就算募了民，垦了荒，也必须派驻军队保护。

一旦要驻大军，就必须整修城池。

然而你一旦在那里整修城池，塞外的蒙古部落也好，满鞑子的大军也好，很快就会闻风而动前来破坏。

这样的话，就算是你前期工作一切顺利，比如把城池修起来了，派去的驻军也能站稳脚跟了，可是募民屯垦的事情，也仍旧做不起来。

面对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面对马步军战力强大的满鞑子军队，杨振在辽西地面上，根本找不到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发展环境。

相比较之下，他也只能把目光投向辽东半岛南端了。

当然了，之所以最后放弃在辽西发展，除了上面的这些问题之外，杨振的心里其实还有一个隐忧。

这个隐忧，就是崇祯十四年以后突然间开始大流行的那一场瘟疫。

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以后，漠南、山陕、中原、华北、江淮，包括大明京师，九边，这些地方全都深陷其中，深受其害。

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在这场致死率极高的鼠疫大流行冲击下，最后军心散尽，民心尽失。

崇祯十七年春，这场疫情刚刚有所缓解，李自成大军就兵临京师城下，立刻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这个内无兵马外无援军的情况，受到疫情重创的京师文武百官军民百姓，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再然后，满清铁骑入关，捡了一个大便宜。

那么问题是，满鞑子为什么没有受到这场超级鼠疫大流行的冲击？

满清入关以后，很多投降满清的读书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就将之归因于天命，认为是天亡大明，认为是满清得了天命。

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满清国僻居在辽东一隅，与大明朝的腹地山海相隔，得了鼠疫的人也跑不过去。

崇祯十四年鼠疫在大明北方开始大流行的时候，满鞑子正击中了全部军力，在松锦地区跟大明军队对峙，准备决战，并没有入寇大明北方腹地。

特别是崇祯十六年秋冬季节，大明京畿之地鼠疫流行最为凶猛的这段时间，黄台吉在盛京挂掉了，满鞑子上层忙着争权夺利，也没有入关作战。

当然了，当时的辽东满清国内，之所以没有出现鼠疫流行，也跟鼠疫这种高致死率传染病的特点有关。

鼠疫的潜伏期很短，染上病的人，很快就会发表，然后发高热咳血而死。

这种传播力强、潜伏期短、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跟着大明北方流民四处扩散，传得到处都是。

但是明朝末年的那些流民，为了求生，为了活命，几乎都是奔着人烟稠密的，相对富庶的地方跑，并没有往关外跑的习惯。

所以，明末的这场鼠疫大流行，往北，基本上局限在山海关以内，最北，也就是止步于辽西地区了。

等到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满鞑子大军入关南下的时候，大明朝北方的鼠疫大流行，也基本告一段落了。

正是考虑到接下来几年内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极端凶险，以及辽东半岛独特的地利，杨振最后才不再犹豫，才下定决心，把根据地从松山一带搬迁到辽东半岛南端去。

否则的话，他就算成功地避免了松山官军各部在松锦大决战中覆亡或者受创的命运，他也逃脱不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

崇祯皇帝是决不会允许他率领大批人马长期云集在辽西地区无所作为的，最多一年之后，崇祯皇帝要么会强令他们北上与满鞑决战，要么会抽调他们到关内剿贼。

这两个事情，都不是杨振在崇祯十四年前后想做的，或者说敢做的。

一方面，对于北上与满鞑决战，他没有准备好，冒然决战，凶多吉少。

另一方面，对于南下入关剿贼，他同样不敢冒然前去，因为去了一样是凶多吉少。

杨振当然不是在担心流贼的战斗力，流贼并没有什么强大的战斗力，他们虽然人多势众，可大多数还是一群乌合之众。

杨振真正担心的，是跟着流贼到处传播的这一场鼠疫。

当然了，这些真实的原因，他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而对外公开的说法，也只能是渡海东进，收复失地，开镇金海，攻虏腹心。

不是杨振圆滑，实在是现在的关内猪队友太多，一旦陷入其中，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抗虏的本钱，就会全赔在里面。

且说正月初五的这天上午，杨振在内院里与仇碧涵以及两个大丫鬟包好了饺子，让人把张臣、杨占鳌、邓恩、王煅这些老人以及留守协理营务处的几个人全都请了来。

杨振领着仇碧涵，亲自给到场的每个人送上了一包用红纸封好的银子，然后邀他们到二堂西侧宴客厅一起吃了顿饺子，算是补上了年节的礼，把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