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主上早点回来罢了！”藤原不比笑道：“俗话说不破不立，海东这局面，与其就这么僵持下去，还不如破了的好！”
“藤原不比，你好大胆子！”曹文宗又惊又怒：“你难道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若非主上施恩，你现在说不定还在长安哪座寺院苦修呢？哪有今日？”
“曹郎君，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才会说出这番话的！”藤原不比道：“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贺拔兄、元兄、张兄，沈兄，他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无论是倭国，还是熊津都督府的人，我们都盼着主上早一天回来，带领我们振武扬威，海不扬波！”
藤原不比说到这里，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来，递给曹文宗，只见信中慷慨陈词，请求王文佐以麾下将士和海东百姓为念，早日回来，在信的末尾却有数十个笔迹不同的签名画押，都是留在倭国、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将领，有唐人、有百济人、有高句丽人、还有倭人，在末尾赫然有藤原不比、沈法僧、贺拔雍、元骜烈几人的签名。
“贺拔，连你也——”
“我也是没办法呀！”贺拔雍摊开手，满脸的委屈：“俺还是那句话，这里是三郎的基业，宝座上的是三郎的骨血，大伙儿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最后总得有个说法吧？能给咱们说法的只有他一人，其他人咱们都不认！他跑到剑南道去和吐蕃人拼命，万一有个好歹，咱们怎么办？”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老曹，要不你也在后面留个名字？”
“我？”曹文宗冷哼了一声：“那还是算了，我可没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既然曹郎君不想留名那就算了！”藤原不比将信笺收了起来，小心的纳入怀中：“留名也好，不留名也罢，都是志同道合的同伴，千万莫要有自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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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草席刺的他的脚底板有些发痒，曹文宗打了个哈欠，在尿壶里排泄完自己的最后一滴尿液，系好腰带，无论藤原不比和贺拔雍带来的消息有多么不愉快，他们给自己的招待还是无可挑剔，新房间、新床单、新被褥、新草席，一切都是新的，不得不承认，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难波津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每一天都在长大，当初自己离开的时候这里还是大片的荒野，现在已经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了。
一想到这些，原先的恼怒就渐渐从曹文宗的心中消失了，不管这些家伙是何等大胆妄为，但他们还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做法有些莽撞，但这更体现了他们对共同事业的真正忠诚。是的，曹文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也能够从中获益，所以无论白天他嘴上怎么说，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过了一会儿，曹文宗发现自己有些太过兴奋以至于无法入眠了，他站起身来，走到窗户旁，从窗外的天色判断，应该过了午夜时分。他索性用外间木盆里的清水擦了擦脸，走到外间的走廊上，夜间的空气让他裸露的皮肤有些凉。该死，主上交给自己的工作只是平定倭国的叛乱，然后去找新罗人的麻烦，自己没必要另生事端。想到这里，曹文宗觉得自己的内心重新平静了下来，他回到床上，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次日清晨，当曹文宗醒来时，他觉得浑身上下充满精力，原先的烦恼和疲惫一扫而空，在与藤原不比和贺拔雍再次会面后，两人对平定叛乱表现的很有信心。
“这些叛乱都不是什么问题！”贺拔雍笑道：“老曹，您在这里的时间呆的还太短，对当地人并不了解。这么说吧！叛乱在这里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和下雨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所以也不难解决，相信我，用不着你我亲自动手，物部连熊就能够把一切都解决！”
“怎么会这样？”曹文宗将信将疑的问道：“是当地人桀骜不驯还是官吏太过贪婪？”
“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贺拔雍看了一眼藤原不比：“我说的对吗？藤原兄？”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这的确是事实！”藤原不比笑道：“这么说吧！比起大唐的官吏来，吾国的在各领国为官之人可要贪婪多了，而偏远领国的百姓也是顽冥难治，所以我还真不好说哪一个才是真正导致有这么多叛乱的真正原因！”
尽管贺拔雍和藤原不比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剥削阶级对当时倭国劳动人民的偏见，但他们对当时在偏远领国为官的那些武士们的评价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大唐的州县官员是啥德行读者们从后世的中国史书中知道一部分，而那些在偏远领国为官的武士们就是同时代大唐官员们的加强版。原因很简单，在王文佐建立的那个粗糙到了极点的政治架构中，几乎所有的倭国官员都是没有俸禄的，不但没有俸禄，偏远领国的官员还有向中央缴纳租税、贡品的职责。
当然，这些武夫也绝不会让自己饿着，他们自然会有办法装满自己的腰包。而偏远领国居民也都不是善茬，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倭国并不存在东亚大陆上原子态的小农家庭，而是大量的村社、部落，中央政权也没有能力搞“刀狩令”一类法令来解除普通人的武装，于是乎各种叛乱民变就是常态。只不过这些叛变没有统一的旗号，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在以近畿为中心的王氏政权派出的以武士为骨干的强大征讨军镇压下，一次次失败了。
而在贺拔雍和藤原不比眼里，这种叛变其实未必就是坏事，反正作为一个外来军事征服者在上层占据核心的政权，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统治的根本就是自身的强大武力以及与本地武士集团建立的羁縻，前者自不必谈，后者就是看给这些武士多少好处了。而每次对叛乱成功的镇压，都会成为倭人武士集团的盛宴——参与叛乱的村社、神社、部落、旧势力都会被剥夺土地和财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会被分给有功之人。而如果前去镇压的人失败了，那也正好可以将其从武士集团中剔除出去，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用元骜烈的某次对部下的训话为证：身为武士，你们没有高贵的血脉，也没有渊博的学识。你们唯一可以仰仗的只有手中的弓矢和身上的盔甲，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击败敌人，那你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要么打赢，家名传续，要么败死，家名断绝，这就是你们的宿命。对于这种残酷到有些偏执的训令，倭人的武士们却觉得甘之若饴。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与叛军的战斗中，武士的镇压军在数量上都是处于劣势的，在大多数时候，叛军的人数都有镇压军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而在野战中主动发起进攻的几乎都是武士一方，即便最后战败，陷入绝境，武士一方要么冲入敌阵战死，要么自杀，弃甲投降和转身逃走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绝大部分武士都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还没有忘记王文佐来到倭国之前自己的处境，相比起因为怯懦而被剥夺身份，他们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个好名声，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再起的机会。
因此就不难理解贺拔雍和藤原不比对待多如牛毛的地方叛乱的有恃无恐了——对金银铜矿山的开采和日渐繁盛的海上贸易不但让王氏政权的财库充盈，而且还提供了一支足以称霸濑户内海的海上力量，而使用东亚大陆先进武器和战术组织起来的武士集团又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和实力，同时他们还能得到百济故地唐军的支援，必要时他们还能从东北亚广袤原野的野蛮人那儿募集大量的雇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