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月，这么多人进京，不单是皇帝忙，内阁也忙，京中各衙门更忙。

顾人仪所撞见的情形，其他人也瞧得见。

“国库和内帑合起来超过一千万两白银，浙江今年也要起运至少四百万两白银。加在一起便是一千五百万两白银，也凑得出。”

去年调任河南巡抚的彭泽，在浙江当过按察使，梅记在浙江的‘疯狂’、海贸的巨利，他自然略知一二。

“……可朝廷有这么多的银两，大明却还是饥民遍地。四川等省份遭了灾，这便不去说它，河南也不是丰年留客足鸡豚，北直隶地区甚至还有百姓沿途乞讨。阁老，今年这大朝会，陛下要怎么议究竟有没有说法？”

彭泽是清流官员，性刚直，有廉名。

当初在浙江，他和王琼不对付，两人也没少吵过。后来调任河南，为官倒也算稳重，而且在这稳之中，也有几分斗争性，此人啊，虽是文弱书生，但手段也硬呢。

在如今皇帝的圣宠越发偏向地方官的趋势中，他彭泽能占有一席之地，便是靠着廉、稳、硬三个字。

而作为清流官员，他整体上还是偏向内阁传统官僚。

不管怎么说，皇帝捧着刘健，而且稳稳的保住李东阳、谢迁的位置，这就说明他们这些人在皇帝心中还是有分量。皇帝有时候也要用他们的。

除了彭泽，还有保定巡抚吴厚。

吴厚，字文甫，是成化十四年二甲第二名进士，与现任吏部尚书梁储同科，梁储为二甲第一。后来到翰林院……编修、修撰、侍讲学士，他们这些人大抵都这么熬过来的。

保定巡抚的官职，自然不如吏部尚书了。

这就是去不去东宫的区别，梁储在东宫当过冼马，这身份就是东宫属官，新君一继位，自然是不一样。

不过保定巡抚毕竟管着保定府等六府五十余县，妥妥的封疆大吏。

“朝廷要退出民牧，但次序却并不相同，以往无论是官是民，都要体谅朝廷的难处。但今年又如何说？保定府退了，真定府、河间府还不退。老百姓闹起来，我这颗巡抚的脑袋就保不住。好不容易攒了些银子，又有人想大兴兵事。”

吴厚的表情显得极为同心，“我大明的官，真的就那么不在意百姓的生死？”

“你们两位，都向陛下述职了吗？”

彭泽和吴厚都是一样的情形，在排队。

彭泽说：“我是明天。到时，我必会向陛下言明此间之事！”

“好。我与济物兄一道。”

李东阳和谢迁对于他们的表态不可置否，便是他们也觉得今年的情况，朝廷真的要让利于民了。否则，他们这些人又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

问题是……

也在此处的礼部尚书林瀚说道：“但，杨增荣的奏疏被留了中。或许陛下也在考虑，正德二年就远征鞑靼的打算。陛下立志高远，非寻常之君，而自古以来，似这般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想要武功，复套列为国策便可见一斑。

说及复套，则吴中丞说的民牧之事，最为要紧。一来，若是民牧速退，则马匹数量必然大为减少。值此征伐鞑靼之时，陛下当真会准许吴中丞所请吗？二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朝廷的银两再多，可真要算到扩军备战的头上，那也撑不了多久，汉家六十年之积蓄，才够武帝北击匈奴，我大明虽说财力有所增长，可毕竟就是这几年的功夫，又如何比得了文景之治下的大汉？”

林瀚所言，正是眼下之症结。

让利于民，也分怎么个让法。甚至算到民牧这件事上，利倒还是其次，关键是马。

彭泽袖子里的拳头握了握，“既然如此，我便上疏奏请陛下，暂行罢兵，他们可以让三年复套改为两年复套，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三年复套改为五年、八年复套？陛下爱民如子，绝非残暴之君，百姓的日子好了，大明富强了，四方之夷不服也该服了！”

谢迁抬了抬眼，“陛下的意志若是能改，当初希贤公早就改了。何需现在？天子之意，只可争取，不可强迫。济物，你的本事还是要长长。”

谢迁在私是前辈，在公是上司，这句话还是可以说的。

彭泽再有脾气也只能偏头哼一声，反驳倒也不敢的。

李东阳像一株枯木一般坐了许久，终于开口说：“于乔之言，还是有几分道理。天子之意不可强迫。刚过易折，一时冲动反而会成他人之美。有些人，还巴不得我们和皇上闹将起来。到那个时候，才是对百姓真正的伤害。

至于说事情本身……皇上爱民还是不假的，我们各陈己词，讲明道理，陛下也不会完全不理睬。”

这是内阁多年和皇帝斗争下来的认知。

说的直白点儿，皇帝那根毛，你得顺着捋。越是想达成自己的目的，越是要这样。

更不要想拿什么圣人之言、明君之道去框住他。

多少次了……

最后谁框住谁还不一定呢。

所以还是看大朝会之时，皇帝怎么说吧。

而今年大朝会之事，因为已经有过先前的经验。各项安排会顺畅许多。而且似乎也不像去年一般最为在乎议题。

更多的关乎议题背后的人事与钱财流动。

但没有人真的把这两样东西写在脸上，权、钱都穿着议题的外衣出现。

至于议题本身，什么复套、河工、不夜城等，基本还是那一套。

一切的关键在于皇帝怎么定。

能争得皇帝的“这一票”，升官、拨款都不在话下。

若是皇帝不赞同你，那基本又是白干。

这种格局它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说没有人在意议题本身，反而最为在意“上意”。

但是怎么说呢，这种局面是朱厚照费尽心思、运用各种手段，苦心孤诣营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