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常识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通常是在秋季，而中原王朝北伐，则通常是在春季，正好相反。其背后都是生产方式决定的。

首先看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经常选择秋季，是因为游牧民族耐寒不耐热，关内气候较为温暖，游牧民族不适应。到了秋季则秋高气爽，气候转凉，即便战事久拖，天气越来越冷，游牧民族骑兵也会越打越有劲，与此同时汉人军队不耐寒，越打越吃亏。

再有天冷了之后，北方的大河结冰，骑兵长驱直入，丝毫无阻。

而且秋天正是种田农民收获的时候，中原军队不太好聚集，也有利于他们作战。

最关键的因素，冬天他们物资贵乏，如果秋天不赶紧抢一波，那女人、小孩、牲畜都很难熬过冬天。

而对于中原的农耕民族来说，春天出击最好，一来天气逐渐转热，越打下去天越热，咱不怕。二来春天是牲畜繁殖的季节，为了多养牛羊，游牧民族就会尽量分散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放牧育雏。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集结军队，且战争还会影响牲畜繁殖。

另外，大师远征，需要耗费很多粮草，粮草的筹集也需要时间，而冬天是农闲，正好有时间组织民夫运送粮草。

所谓剿套，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深入大漠，碰上人就杀、碰上牛羊就抢，

游牧民族抢一回关内的百姓，造成民不聊生，中原王朝抢一次他们，那也是沉重的打击。反正就是七伤拳，看谁先耗死谁。

王守仁最后的结语颇有道理，“大明既已耗费国力备兵，岂可作视鞑靼积蓄军马？若不剿套，天必究之。”

就是你有这个力量，你为什么不去削弱他们一下？

这个建议杨尚义、周尚文都是同意的，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是一个文臣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文臣总是倾向于阻止军队出击。

剿套，也是要粮草的。

另外一个建议是少府的一名郎中宋衡所提，他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战争。

宋衡不过四品官，在这个场合那是算不得什么，但大朝会允许大小官员说话，所以他也就讲了，他认为朝廷要逐步收紧和鞑靼的贸易，在大同镇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控向鞑靼人出售盐、铁、布帛等物资。他认为以往军力不强，如此做法，只会让急躁的鞑靼人寇边劫掠。

但是随着朝廷各路军马不断北出大漠，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抵御鞑靼的实力。而且不论他们从哪里入关，官军都可作出反应。

在此基础上，应该为了复套的国策专门勘定边境贸易的法度，并且对仍然和鞑靼保持贸易往来的商人严加打击。

这其实就是一种封锁。先前在大同也一定程度做过，而且本身明朝就是禁止与鞑靼互市的，只不过私下里走私很多，而按照宋衡的建议，朝廷的措施应该更加坚决，要有开海那种力度。

实际上也不是朝廷不坚决，贸易战是双方都有伤害，因为双方的百姓都有互市的需求。

但朱厚照细细思索，其实军事上的骚扰加经济上的封锁，有个两三年，鞑靼人一定实力大减，到那个时候，朝廷出击的胜率也是最高的。

但经济封锁有个缺点，就是鞑靼人可能会真的活不下去，他活不下去怎么办？也只能南下劫掠。

这样，明蒙战争可能在今年就会发生。多少会有些措手不及。

而话说回来，万一胜了呢？

这种战争是劣势者的全力一扑，如果他们没成功，基本上那口气就断了大半。

中午用膳，

皇帝首先与几位重臣透露自己的意思，“剿套一事，朕以为今年即可施行，周彦章已有北出大漠之例，春天时，蒙古人在放牧牛羊，迅速集结军队反扑的概率较小。不过封锁一议，朕以为可于明年剿套之后施行。”

明年大明的骑兵、边军都会有进一步的实力增强，可以坐等鞑靼反扑。

杨一清也觉得这样稳妥，“微臣以为极好。若是今年封锁，则秋季鞑靼必定全力犯边，徒然冒险，绝非上策。”

“一年剿套、两年封锁、三年复套可成。”杨廷和直呼：“大朝会首日有剿套、封锁二策，便已值了。”

剿套可用周尚文，却不知道封锁能不能用那个宋衡。不过朱厚照也不急，总归是明年的事，再观察观察也行。

另外，他也想好了另外一件事。

午后大朝会继续，

皇帝对着众人说道：“先前大司徒已有言，市舶司有近两百万之银之巨。朕金口既开，说过复套需开海，开海为复套。既然说过，就要说话算话。正德元年，宫里的用度要减、朝廷的冗官要撤，但大明将士的军饷、粮草不能减。今年，复套也务必见效，因而这笔银两，朕不动，诸位爱卿也别打主意。杨爱卿，朕今日在此答应你，拨银一百万两用于购军马、操兵卒、备战事！”

众臣惊诧，如此数额实在惊人。皇帝为了这件事也真是舍得下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