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辛忠平支持赌马的文章被发在《新民日报》头版，本来已经逐渐沉寂的舆论又被炒得火热。但报纸是民间舆论，御史和给事中们没理由就这个问题给皇帝上奏章——只能干生气。脑瓜笨的在家中长啸，心眼活络的就写出一篇篇驳斥的文章投稿到《京师日报》。

这时候就显出朱翊钧在京师设立两份报纸的先见之明，如果这些反对的声音发不出来，——报纸没有了公信力不说，还特别容易形成信息茧房，造成民间舆论与报纸舆论的两层皮。

朱翊钧设计的很完美，张元功哥儿却两个欲哭无泪。英国公殁后，张元功继承了二等公爵之位，任宫廷大臣，位置还在陈矩之上——英国公一府圣眷优隆不减。

当然，这圣眷不是免费的，其弟张元德就成了皇帝掌握舆论的一把刀。因为张元德是《京师日报》的东主，张家也跟着身不由己——张元功这些天被周王见面就骂这样的事儿就是代价。

这两家报纸舆论定位不同，《京师日报》号称中立但偏向保守，《新民日报》也号称不偏不倚但倾向革新，在变法如火如荼，保守派被一批批赶出朝堂的当下，《京师日报》日日游走在政治不正确的边缘，张元功和张元德哥儿两个想死的心都有。

因为皇帝操纵舆论属于高端机密操作，因此朱翊钧一般都是与张元功口授要旨，包括侍从室内的心腹和内阁重臣在这事儿上都不立文字。如果后世历史学家看这段时间的历史，肯定会造成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大明一直到了万历十二年保守势力还很强——《京师日报》那些文章就是明证。

其实，在皇权至上而且朱翊钧已经稳固权柄的此时，“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秋虫敢作声”才是朝野常态。但如此一来，英国公家就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状态。

在朝堂之上，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等回到家，那些和《京师日报》立场相近的在野人士却来嘘寒问暖——把张元功和张元德两个搞得快精神分裂了。

但是，车门已经被皇帝焊死，两个人也下不去车，只能咬牙苦撑。如今面对纷至沓来的投稿，张元德带回家跟哥哥商量——咱是发呀，还是发呀。

此事早就上达天听，张元功在养心殿已经得了旨意，此时咬牙道：“挑那些言辞激烈的——发！这些天我躲着点周王就是了。”

赛马会的诞生只是京师与天下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因之引发的剧烈争论也不过是如今这舆论纷争的一个小小浪花。京师百姓们能够把这些内容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离开京师百里——这些信息就急剧衰减，仅在士林和上层流传。至于民间，谁还有闲情去管马会的赌票能卖上几元？

万历十二年，大明遭遇了变法之后的第一次生产率提高的危机。幸运的是，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带来大量丰盈钱粮，加上大明本身巨大的体量以及东北、缅甸两地的扩张，包括黄淮水利工程带来的基础建设投资——带给大明足够的冗余量。

南方的大量移民被有组织的送去了缅甸，而随着日本、朝鲜、缅甸和果阿市场的全面开辟，变法的强烈阵痛也随之降温。明帝国如同正在羽化的蝴蝶，在经历着苦痛的蜕变。

万历十二年的十月三十日夜，顺天府里仍然灯火通明。府丞官廨内，王以修对着面前的人苦笑道：“懋权兄，这下子咱两个全完蛋了哈——你昏聩啊！”

这位王以修正是当年的松江知府，徐家被摆平以后，这家伙沾光连续三年上计，不久就从四品超拔跳过了从三品一阶，做了南京的礼部侍郎。

但是，官场是有记忆的——当年就是他那请求朝廷支援的那一本奏章把已经回海南的海青天给起复了，官场中人恨不能用大鼻涕甩他一脸。他在松江当一把手的时候没人能整他，到了南京之后，王以修好运气就算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