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墨麾下这些官员骨干之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士绅阶层，就算是寒门子弟出身，也多与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跟随沉墨之后，最关心的问题自然还是沉墨对乡绅的态度。

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的话，必然会让内部出现混乱，也会让那些士绅阶层产生各种顾虑，不敢来投，甚至还有可能会进行武力抗拒。

要举事造反，肯定要广招人才。

而这年代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士绅阶层，或者由士绅阶层资助的。出生于草莽之间的才是极少数。

历史上农民起义唯一个成功就只有朱元章一个了。

而且老朱也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种文盲大老粗，人家一边打仗一边自学，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当了皇帝以后，不光能吟诗作对，就连《明大诰》都是他亲自编写的，文化水皮相当不敌。

反过来，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开始的动静往往是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其出身阅历和学识等软实力上的巨大短板，导致他们“其兴也勃，其亡也乎”。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华夏历史上农民起义第一人的陈胜。

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了。

这两个人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真正的底层苦出身。

陈胜是秦国发往边境渔阳的徭夫，李自成是下岗的驿卒。

他们因为人格上的魅力，比如朴实率真，勇敢仗义这些性格上的优点让他们一开始获得了众人的拥戴，各路人马纷纷来投，势力如同滚雪球一样发展迅速。

但是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各种事务千头万绪，繁杂忙碌，就逐渐让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起来。

一切骤然涌来的新奇人人物，新奇事端，事实上都需要这个掌舵者来做出决断。

而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底层出身的农民领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

作为农民领袖，坦荡粗朴的他们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诚以待人，听能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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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颇具机谋，深知草草成军之众不堪一击，是故严厉斥责了项羽等急于西进渡江攻占郡县的主张，一边下令项羽认真操练军马，一边派精干能才逐个“徇县”。

徇者，不动干戈而收服也，几类后世招安收编之说。项梁之所以徇县，是料定人心惶惶各县官府均举棋不定，只要给各县官吏一定好处，收服会稽郡不难，果能如此，目下这支草成军马便有了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