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所有的官绅，都要交粮田的税收和服里甲正役，除了这两样之外，其他杂役，京官免除，不在京师的官员，就按照官员的品级递减。

大明朝一共分为三大徭役，分别是里甲、杂泛、均徭。

里甲之役以户计，以邻近的11户为1里，从中推丁多田多的1户轮流充当里长，余1户分1甲，每甲1户，轮流充当甲首。每年由里长1人率领1甲的甲首应役，称“当年”。

这个里甲之役，其实有点类似后世的保长，或者村长之类的，一般是有钱人当的，贫困户可以免除。这也是为什么大明开国的时候，就连京官都不能免除这个里甲正役的原因。

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按理来说，算是一个不在编的地方官，应该是人人都抢的。

但是实际上呢，却是人人畏惧的徭役。这一点，越到后来就越明显。

为什么？

因为官府不直接对普通百姓的话，所有的税赋徭役之类，都是找里长的。如果这个里里面，有人口流动，搬去了别的地方，或者干脆逃了之类，总之各种原因，里长没法完成官府交代的事情，那就要坐牢的，怎么办？

就只能自己填补亏空，要钱要粮，自己垫上；要人则自己出人；

如果只是偶尔这样的话，那就还好，撑下说不定能撑过去。然而，到了大明中后期的时候，这就是常态。往往是谁当里长，谁就要家破人亡的那种，谁受得了？

三大杂役里面的均徭，是把门子、皂隶、库子、斗级、马夫、膳夫、弓兵、铺兵、防夫、仓夫等经常性的、比较繁重的差役分割出来，按照丁粮（或丁田多少，另行编佥的一种劳役。

还有其他不是经常性的劳役，就是杂泛了。

在大明开国之初，官绅的特权体现，并不算是很明显。毕竟粮田要交税，里甲正役也要服；也就均瑶和杂泛能减免一部分而已。

对此，官绅当然不愿意了，就经常倒腾这个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规定的限额想办法，就是扩大这个额度。

比如弘治十七年重申旧制，现任方面官员（布政使等之家免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县等官免三丁，八品以下至杂职、省祭、听选等官及监生、举人、生员、吏典之家俱免二丁。

但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的时候，改为了按照田产来算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官绅的一部分粮田全免，在这部分额度之外的粮田才承担均瑶、杂泛，这个称之为承役之田。

就这，官绅还非常不满意，并且曲解法令。这种事情，上到首辅，下到秀才，都这么干。说应该连均瑶和杂泛都免了。

就这么的，由部分优免变成了全免。

那官绅免去的税赋劳役，不能就凭空消失了，只能由不是官绅的那部分人去承担了！

这个只是一种大概的说法，事实上，有关官绅优免这一块，从大明开国之初就开始反复，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官绅为了偷税漏税不交税，那是想出了无数的办法。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诡寄、花分、寄庄、投献、赖粮这五种方式。

诡寄，系指官绅族人、姻亲、门生、故旧以及庶民将田土假捏伪券，非法隐寄于官户之下，以为“避役之窟”。他们避役了，那这役还是要有人去服的啊，因此就差中户，差小户，差朋户，甚则差无产之户去服役了！

这种在明末时候，特别盛行。就连张居正一力改革之时，他让家里去清查时，都发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本户依制优免粮74石，而诡寄优免者则竟达5石之多。张居正肯定不会同意，但是他家里人会以他的名头这么做。

花分，系指采用违法手段将一户划分为若干子户，用以逃避重役。之所以有这花招，是大明有一段时间规定了，重役承担者所应拥有的田地亩数多寡来划分，同时规定田土无多的细户不予征派。所以官宦巨富的粮田最多，他们就开始采用这个花分对策了。

寄庄”，即在外县购置田庄。对于官绅来说，寄庄是捞取双重优免的手段。

投献，就是把自己的粮田托名到官绅名下，以此躲避繁重的税收劳役；这其中，还有主动和被动一说。

还有最后的赖粮，就很好理解了，官绅喊着天灾人祸，钱粮交不上啊，就赖粮；拖个几年，有官员上奏说百姓多苦，皇恩浩荡，应该免去拖欠的粮食。就这么的，把官绅拖欠的粮食也给免了。

54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