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扬地区江河湖泊众多，有如星罗棋布，地理特点造就了水运便利这个天然优势。

桓温北伐前燕时，大军由水军舰船运载，从长江以南的姑孰出发，北上直抵黄河以北的枋头。这是因为江、淮之间有邗沟，黄、淮之间则有鸿沟，分别连通其间水系，桓温进军至金乡时，因天旱水浅，还曾命冠军将军毛穆之自巨野泽掘运河三百里，引黄河入汶、清二水。

而在淮南郡的寿春，向南有芍陂、淝水、巢湖，巢湖是江淮重镇合肥的天然屏障，与长江之间则有濡须水连接，合肥更是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

自西晋灭吴以来，南方水师经过近百年发展，无论战船种类，还是攻守器械，都比之前进步许多。大舰有平虏、金翅、青龙等型号，中、小船型则有蒙冲、斗舰、走舸等，还有拍舰、水舫、水车等数类特殊功能战船。

大舰也称楼船，一般建有三层重楼，高达十数丈，船只四面又有女墙防护，置有弩窗矛穴，甲板装有人力抛石机，在水面上居高临下，既能远攻又能近战，船后往往还曳有走舸数艘作为跟进。

由于地理因素，以及战马的缺乏，东晋的军队主力多为兼习水战的步军，骑兵占据的比例极低，一万人里也就一、二百骑，一旦离开水路补给线，要么困守孤城，要么军粮不继，往往陷入被动，几次北伐先胜后败，军事层面的败因都与此有关。

魏晋时的军制，普遍都是世兵制，也就是军户，分籍不与民户同列，不准与民户通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即使年老或伤残也不能退役，仍需从事后勤之类的劳役，户籍世代不得更易，因此也被时人称为兵家。

因为长期的战乱，军户兵役、劳役负担沉重，导致大规模逃亡，或为流民、盗匪，或依附于豪望大族，托求隐庇，充当僮隶、私兵，世兵制也就逐渐衰败，征发来的兵员身形羸弱，也缺乏训练，士气、战斗力都极差，因此就出现了募兵。

比较知名的，如东汉末年，灵帝所设的西园八校尉，就是招募壮丁而成。再如东晋时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就是谢玄出镇广陵时，招募骁勇之士组建，其士兵多来自郗鉴镇守京口时，所组建的流民帅军队。

前秦泾水渠在灭凉、代次年的四月末大致修成，苻坚本打算与民休息，强化内政，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害，增加农业产出，为将来的战略预先积储。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同年七月末，自桓温向东移镇后，代其镇守荆州已有十余载的桓豁病逝，这对前秦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灭前凉同年，春三月，前秦就曾派兵走商洛道，出武关再次南攻荆北，不仅攻克了南乡，还降服山蛮数万。

不论是自均水过武当，走沔汉水路，还是自东南入新野，从陆上攻樊、邓，南乡都是如桥头堡一般的重要据点。

因此在前秦灭前凉时，桓豁就派了桓罴、桓石秀、朱序，利用水军优势，向上游袭扰沔汉沿线，缓解前凉压力的同时，也企图夺回南乡，但前凉国中贵族的迅速投降，导致这一战略未能奏效。

而在建康，桓温死后，其幼弟桓冲接掌其位，原本为了对抗桓温而联合的王坦之、谢安、王彪之，随即分道扬镳。

新帝司马曜继位时年仅十一岁，对辅政大权的争夺顿时陷入白热化，若非尚对坐镇姑孰的桓冲存有忌惮，早就互有嫌隙的三家绝不会轻易达成妥协。

王坦之出身太原王氏，从小被父亲王述娇惯，向来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因此率先出局。简文帝司马昱病逝前，曾仿效刘备托孤，下诏以桓温摄政，王坦之得知后，夺诏入见，当面发怒将诏书撕毁，足见其性情之偏激。

为争夺辅政之权的主导地位，作为外戚的王坦之天然占据上风，谢安却不计一时之得失，跳出盘外出了妙招，他上表请曾经在穆帝、哀帝时临朝摄政的褚太后再度垂帘。

当时三人虽同掌中枢，名位却有高下之分，王坦之为侍中、中书令、丹阳尹居首，王彪之为尚书令看似次之实为居末，谢安为侍中、尚书仆射、中护军看似居末实则居中，可局面很快就被深谋远虑的谢安扭转。

王坦之出于加强太原王氏与皇家的联系，请以族侄王蕴之女王法慧嫁予司马曜为后，司马曜的生母是发迹前曾被宫女称作昆仑奴的李陵容，他仅在名义上以追封为简文帝皇后的王简姬为嫡母，与太原王氏并无血缘关系。

王坦之提议的这桩婚事很快定下，但因司马曜尚幼，婚期进行了延后，可随即因王彪之出面反对褚太后临朝，二人被谢安架到了火上。此前成帝继位之初，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时，专决政事，一反王导时的宽和，后引发苏峻之乱，有这样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争夺辅政大权的难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针对。

谢安则继续火上浇油，给王彪之上眼药，在朝中逢人就说：“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咨王公无不得判。”

好家伙，朝政诸事决议，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摄政太后和无所作为又好指手画脚的朝中诸公又置于何地？

王彪之为了自辩，只好上书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后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冲那边去，赶紧给他加护军将军、散骑常侍进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权，以示信任。

东晋制度大多沿袭了曹魏，护军隶属于领军，年资重的才称将军，资历不够则称中护军，王彪之当时都六十八岁了，这加衔纯粹是个安慰，加散骑却不拜侍中，与另外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