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却很清楚，土匪这东西就像野草一样，如果不能连根拔除，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只要一股春风吹来他们就能遍地开花，所以除恶必须务尽。

弗兰茨的态度很坚决，奥地利帝国境内不能再有明面上的土匪据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这些蛀虫扫除干净。

于是乎又有人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可以让皇帝颁布特赦令，这样一来就能节省一大笔费用。

当然他们也不是要放过土匪，而是将土匪们骗出来，毕竟土匪最难对付的地方就是躲在山中行踪难觅。

但他们只要离开了藏身的大山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到时候奥地利的军队就能随意拿捏了。

然后按照首恶必诛的原则将土匪们打散收编，再将其中一些难以管教的送入矿山或者修路队。

这样既可以减少费用，又能解决棘手的匪患问题。

不得不说想出这种方法的是个天才，但是政府和皇室的信誉损失又要谁来弥补？

奥地利作为一个帝国可以不讲理，但是不能失信。

也许现代国家本身就是民主的代表所以不惧怕塔西佗陷阱，但奥地利帝国本身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弗兰茨的态度是所有土匪必须接受公审，量刑定罪，所有杀人惯犯必须死，不管他们是不是被胁迫的。

（塔西佗陷阱，原话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历史上所谓的“首恶必诛，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多只适用于特殊时期，教员曾经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写到：“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

弗兰茨也可以沿用这个解释，至少比不予追究和特赦要好得多。

“首恶必诛，胁从不问”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分化瓦解、减少阻力，但弗兰茨牙口好，他就想试试硬骨头。

弗兰茨就是要用各种精兵强将、新式武器、几百倍的兵力，打得这帮土匪怀疑人生。

奥地利帝国本土有大量山地，所以山地作战未来在所难免，拿山贼、土匪练手，总比拿敌国正规军练手伤亡小。

比起练手其实更多的是熟悉战术和山地作战模式，以及磨合装备。

除此之外，如何鉴定胁从者和主犯也十分困难，历史上成功逃脱制裁，甚至反诬、怨杀的例子并不少，更有甚者还摇身一变成为了官方代表、正义人士。

（这里指的是明末农民军。

例如：

崇祯十一年时，张献忠、罗汝才等假意接受明朝剿匪总督熊文灿的招安。

两人借着官身打着平寇安民的幌子四处敛财，招募乡勇。

在恢复元气之后，崇祯十二年再次杀官造反。）与其留下满地隐患，还不如杀得满地狼藉。

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弗兰茨会考虑再搞个半军半民的特兰西瓦尼亚建设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