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李杰，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