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复后，天下混元一统就成了定局。

在用人方面，或者说是治理方便，朱谊汐也有自己标准。

简单来说，就是南强北缓。

即，在太平多年的南方，选用强势官吏来推行新政，而在残破的北方选用传统且缓和官吏进行治理。

例如，江苏省、浙江等地，基本上没减免什么赋税，而山东、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基本上减免一至三年不等的赋税。

至于为增加人口，更是停了五年徭役。

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南直隶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户部尚书，生怕其对自己乡梓手软。

当然，说到江南赋税重的问题，其实这是个伪命题。

总有人举例，什么南直隶赋税占朝廷收入两成，从而显示江南百姓负担重，以一己之力养活大明朝等，其实更是公知们的偏言。

总体来说，南直隶之所以赋税高，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者，是大量的官田存在。

正所谓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是经济的反馈。

首先，官田的赋税基本上五五分成，元廷的官田（宋朝文武宗室之田）、张士诚的亲贵家属之田，统统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而明初又屡兴大案，如明初四大案，几乎将朝廷的中上层官僚清洗一空，这些文官武将多是江南人，其田地阡陌纵横，也成了官田。

最后，就是迁江南豪强入凤阳，抄没了大量的田地。

由此，在洪武年间，江南地区的官田数量，占据了总田亩的七成。

例如洪武末年，苏州总田亩为九万五千顷，而官田则是六万顷，抄没的田地又占据官田的三分之一。

官田占比最高的，在昆山，由于那里富豪云集，官田达到了恐怖的八成。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南直隶大部分百姓、士绅所耕种的土地，其成分都是官田，所以赋税才是全国最高。

二来，则是因为明朝两百多年，喜欢用粮食来统计赋税，江南地区的许多赋税被以粮食来计算，所以才如此奇高。

而像是丝、麻、棉等农作物也统一折换成粮食，好方便统计。

所以，明朝两百年来，南直隶抱怨颇多，但从来只有说徭役重，而没说赋税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偷种官田，薅大明朝廷的羊毛。

而苛重的白粮役问题，即江南百姓自己运粮去京师，原本南京不远，结果被迫运送至北京，导致家破人亡的政策，到了万历年间开始改折白银运解。

而说到前面提到的官田问题，也坑了后来的满清一把。

满清得到明廷的鱼鳞册后，大为兴奋，兴致盎然来到南方准备把官田收来分给八旗们，结果却引来了全江南的反对。

因为所有的官田、军田，都被地主士绅，乃至于百姓们占尽，你可以收重税，但却不能让他们交出土地。

一系列的造反起义活动，甚至被取消了大量的功名也不妥协后，满清最后只能屈服。

而对于朱谊汐来说，江南地区七成土地都改稻种桑棉，粮税再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不如顺势而为，多征收一些商税，如棉、麻、丝等，也比收粮食来的多。

所以减免粮食就惠而不费了。

“户部对于安徽、江苏也要用点心，不催逼一番，欠税是难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