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道,述礼乐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的4多年的中国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变革使中国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像其表象一样,只是个由分到和的过程。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
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法治的设立,因为它能够全面巩固君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它充满了全面的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辉煌、痛苦和欢乐、死亡和新生。在这里,时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剑争锋,雄辩和鬼才争宠,个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这里得到无限的放大。
强者不相信依靠礼仪可以统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到过多的认可,最后只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当时,依靠不切实际的礼仪是统一不了天下的,铁与血的交融、谋与术的攻伐、智与力的较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
只有天下初定之后,统治者才会用儒术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安于现状、遵循礼制,不要犯上作乱,但它绝对不适合教化想要成为权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荀子的言论,只可以作为两个老人之间的肺腑之谈,却不能当做秦国的治国之本。荀子也只能依靠着他的经邦治国的理想,教化那些甘于被教化的人,没有一个君王会真正成为他学生。
自古人们论及儒家学说之时,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荀子之功绩并不逊色于孔孟。
许多人分析荀子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扬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因为荀子创立了不同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们都是靠礼制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辨别自己的方向,合礼才得称为成人,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而荀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创造出他那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懂得迂回和妥协,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依据人胜天地万物说,创立了专制主义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论否认命运,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认为人本性恶。这在当时而言,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把命运、天地、鬼神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义、性善等都不过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工具。他们讲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严刑峻法。因而孔孟二圣的地位也就高于荀子,就连后世孔庙中也没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怀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秦国,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确信的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赵国。因为早在秦国之前,赵国就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赵奢、廉颇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见赵孝成王的昏聩无能,赵国在他的眼中,已经和自己一样,垂垂老矣。
荀子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应该是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以抵御强大的秦国的铁蹄;应该也会有欣慰,因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据考证,荀子是当之无愧的儒家传经大师,有了他,秦汉的那些儒生们,才得以争相传颂《诗》、《礼》、《易》、《春秋》诸经说。恰如胡元仪在《荀卿别传》中所云:“荀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论述道:“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荀子在传经一事的成绩,要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