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年仅四十一的邓绥由于患病日久，此时已然病入膏肓。正应了那句话：“只要命长过人家，就没有任何对手。”这一下，该轮到刘祜亲政掌权了吧？他不知道，其实在一年之前，邓氏太后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侄儿已经梦想了多年，想要重新执掌刘氏江山。可惜自己邓氏后继无人，也只能将大好江山拱手让予刘祜了。

一直以来，刘祜也没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对自己也算恭敬。罢了，自己苦心孤诣一生，想要将这大汉江山治理好，不就是为了落的个千秋美名，成就那功名大业吗？此番自己一死，也就一了百了。将江山还给刘祜，也算是善始善终。

于是，邓绥在病榻之上，拟出一个诏令：“我执政多年，上不愧先帝，下不亏百姓，为兴盛我大汉基业，每日勤勤恳恳，从不敢怠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今大业为半，我便要中道崩猝，俯仰幽叹，天明如此，为之奈何？此番我乘风而去，便留下安帝孤苦无依，只希望众卿家能够以国家社稷为重，尽心竭力，辅佐朝廷，完成大业。”这是邓绥在世之时的最后一封诏书，书中没有提到将江山交给自己邓氏族人打理的事情，身前她也没有任何安排，因此，安帝亲政，已经是木已成舟的事情了。

邓绥死后，应她生前的要求，安帝将她与和帝合葬顺陵，谥号为熹皇后。“有功安人曰熹”，“熹”正概括了她为汉室勤勤恳恳的一生。

邓绥一死，便轮到安帝大展拳脚了。然而首先，帝国如要全面真正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就必须要夺回外戚豪强手中的权力。而外戚中，权势最为繁盛的就是这刚刚失去一棵大树的邓家。可是邓家一直在邓绥的约束下，谨小慎微，没有发现太多的违法乱纪的事情，自己即使有心治他们，却也是师出无名。然而自从安帝成年后，便自然产生了亲政的想法。特别是邓绥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成了大汉名副其实的掌权者。虽勤勉为国，却免不了安帝对自己形同虚设、事事拱手的现状的不满，从而产生愤懑，欲要除之而后快。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一旦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就只要做出一个决定便可以了。邓家终于逃不了窦氏家族一样的厄运，让刘祜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邓绥在世之时，曾经因为王圣喜欢在人背后乱说闲话，惑乱后宫，而被邓绥严惩。本来，邓绥贵为太后，临朝听政，生杀予夺之间，别人是断断不能反抗的。随意地惩治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个人却不是一般的宫廷宫女，而是当今天子的心腹红人，先帝御赐给安帝的乳母王圣。得罪了这人，便在客观上得罪了安帝。安帝一个傀儡，对于邓绥而言，当然造不成任何的威胁。可是一旦他亲政，邓氏家族便危矣。王圣本来就是一个长舌妇，此番邓太后得罪了她，她便在此后的生活中，暗自向皇帝刘祜进谗言。其间多次提到，先帝刘肇十四岁就灭了窦氏之乱，亲自执掌国家大权，如今太后已然垂垂老矣，刘祜也早就有明君之智，邓氏一直把持着大权不放，皇帝如何自处？安帝闻言，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内心里面早已经是波涛汹涌。

第二，则是一件陈年旧事。在这之前，宫廷之中盛传，朝堂之中并不想册立刘祜为帝，只有先帝刘肇之长子平原王刘胜才是太子大位的不二人选，只是邓太后担心自己得罪了刘胜等人，怕日后地位不保，遂拥立刘祜为帝。然而，这虽然能够保证邓氏族人的地位，却难以在邓绥死、刘祜亲政之后还保持邓氏家族的兴盛。安帝自己也十分担心，自己继承大位以来，朝中大臣便多有反对。此番自己亲政，会不会有人想重新拥立新帝呢？自己亲政，当时是邓家最为担忧。果然，不久之后便听到宦官江京、李闰等人告密，说邓氏一门眼见自己地位不保，便欲重新拥立一个傀儡皇帝，于是，平原王便是他们的不二选择。江京、李闰何许人也，怎么能够在皇帝身边如此说话？皇帝刘祜也算是一个聪明之人，怎会相信他的诬陷？其实，当年刘祜即位，就是江京把自己从清河王驻京官邸安全接到皇宫的，有从龙护驾之功。而李闰也是皇帝身边的宠臣，皇帝欲要扳倒外戚，就不得不效法先帝刘肇，大力仰仗宦官。这二人便是皇帝的心腹臂膀。皇帝正在发愁，这欲加之罪，何来说辞？

此二人的一番进言，正合了皇帝刘祜的心思。仓促之间，便将邓氏一族抓捕起来。最终，邓氏有的被削夺封爵，废为庶人；有些远流边郡，后在地方官的威逼下，被迫自杀。邓绥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也相继自杀而死。因安帝未能找到邓骘预谋废立的证据，所以他被免职以后遣返原籍。自知申冤无门，邓骘与儿子邓凤绝食而死。另外，此时已经步入权力高峰的蔡伦也在这次的事件中，因为过去谋害宋贵人、梁贵人之事，而被皇帝盯上，后服毒自杀。

邓绥独掌国家大权之时，邓氏一族是何等荣耀。如今当时的傀儡亲政，势必会心生记恨，殃及池鱼。邓绥尸骨未寒，邓氏家族及其亲信便蒙遭不白之冤，落得一个惨淡收场，天下无不为之痛惜。所谓伴君如伴虎，邓骘一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为了大汉江山在外征战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终也难逃死于非命的结果。朝中大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直之士如大司农朱宠，就力主邓骘乃是无罪遇祸，便用车子载着他的棺材，肉袒上朝，为他鸣冤。百官见此，也多生恻隐之心，皆称邓骘冤枉。安帝无奈之下，遂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的祖坟之中。邓骘归葬之日，公卿同吊，莫不悲伤。

其反贼之名，在安帝亲政其间已然做实，安帝虽然受到百官的压力，而被迫让步。但是为了不损毁自己的威严，虽然知晓他是冤枉的，却也万万不能为其平反。因此一直到顺帝即位后，邓骘才恢复名誉。

后世对于邓绥一生的功过，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邓后执持朝政以招众谤，所幸者非为一己之私。她焦心勤勉，自强不息，排忧解患，惟为国家大事。”

可见邓绥一生殊为不易，从正统的观点而言，外戚专权当然是滔天大罪。但是从百姓和国家社稷的角度来说，邓绥执政，也是他们之福。

可叹邓绥生前虽对外戚有所约束，但在身后其族人仍不免于诛戮。邓氏家族的浮沉，也正反映出东汉国运的盛衰。自此之后，东汉王朝宦官、外戚以及后来兴起的士族阶级的势力交相崛起，把持朝政，渐使一国之运道走向衰微。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三月，等待了十六年的安帝刘祜终于得以亲政。在安葬了邓太后之后，便着手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进行追封。史书记载：“戊申日，追尊皇父清河孝王称焉孝德皇帝，皇母左氏称焉孝德皇后，皇祖母宋贵人称为敬隐皇后。丁巳日，尊称孝德皇帝之妃耿氏叫‘甘陵大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