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邓绥太后的眼光之长远，在当时而言也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设立刘隆为太子，继而拥其为帝，让人不得不叹服。此外，她还为了防备刘隆也夭折，便在刘隆登基之后，全力去搜寻一个既可以承继大业，又能够被自己控制的人。这个人，不可能是刘胜，因为其在第一次太子位的选拔中就以失败告终，同时就与邓太后心生嫌隙。考虑到如果他继位，太后大位不保不说，邓绥还可能面临杀身灭族之祸。而其他皇子要么不亲，要么多病，也不在邓太后的候选之列。当此之时，当初的废太子刘庆，也在京师洛阳不断差人活动，他看准了邓太后所具备的实力，每次门下之人来到京师，都会求见邓绥。同时加紧与邓氏族人的联系。刚开始，邓太后还对他心怀芥蒂，不与他走的近。后来邓太后眼见自己无子，而刘庆诚心不减，对自己也甚为恭敬，于是一次刘庆来到洛阳，邓绥趁机试探他，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儿子刘祜带到京城玩乐。刘庆见状，忙向太后说，自己的这个儿子不是很聪明，但却很老实，如果能够拜邓绥为母亲，便是刘祜的三生之幸。

刘庆知道，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想实现帝王之梦已是绝无可能。前面的刘肇聪明绝顶，是个明君。本以为刘肇一死，自己便有了机会，但是奈何这邓绥皇太后也不是易与之辈。眼下邓太后既然有亲近之意，自己这儿子说不定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君王之志”。所以刘庆便将自己十多岁的儿子送到邓绥的身边。当然，刘庆也知道，要实现自己这个儿子真正地执掌大权，还需要与邓绥好好地较量一番。然而当前刘庆却万万不能与邓绥交恶，否则自己身单势孤，如何得以在这乱世之中保全自己？

刘祜此去，是福是祸、是对是错，只能看天意了。

事也凑巧，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在邓太后发号施令之际，仅做了八个月皇帝的刘隆，还不知道什么是皇帝，便悄然离世。因夭折而亡，故谥“孝殇皇帝”，葬于康陵。邓太后见此，没有半点心慌，在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同时，也在准备扶持新的皇帝即位。自刘祜入宫以来，对邓绥殊为恭敬和亲近，自己也对这个孩子生出一丝婶侄之间的情分。于是，邓太后当机立断，立自己的这位侄子为帝。而在此之前，邓绥已经与她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密谋过，邓骘也同意了自己的想法。于是，邓绥亦决定，便着邓骘去与太傅张禹、司徒徐防等大臣们商议，征得他们的同意。此时刘祜为了避嫌，已然到了宫外居住，于是邓绥命人连夜持太后节召刘祜入宫。年仅十三岁的刘祜就这样被拥立为皇帝，是为东汉安帝。次年改年号为永初。

汉朝依然处于邓氏外戚专权的时代。

经过皇太后邓绥与群臣百官和自己兄弟的商议之后，刘祜正式登基。刘祜此时虽然已经十三岁，却很难像其叔父刘肇一样，在十四岁之时，就能灭掉窦氏一门，将这个江山的军政大权实实在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邓绥并不像窦氏一样，穷兵黩武、不可一世，惹得天怒人怨，朝中大臣多数想废除窦氏兄妹的统治，恢复大汉刘氏的江山。

邓绥被尊为太后之后，对自己的族人设置了诸多限制。到刘祜即位的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邓绥为限制自己族人，让他们遵纪守法，专门向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等人下诏，纠察邓氏家族的不法行为。当时，司隶校尉专门负责京师洛阳周边的治安，尤其是负责纠察京师近郡犯法者；河南尹的官衙在洛阳，主要负责东汉京都内的大小事宜；南阳郡乃是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同时是皇太后邓绥的家乡，此地世家豪族林立，殊为难治。太后此举，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太后是要限制豪强的势力，特别是约束自己邓氏族人。其间有一次，邓绥兄弟邓骘的儿子因为触犯了法律，就在其父邓骘的监督下自首，受了髡刑。

邓绥之所以严于律己，并且对自己的族人也在德行上严加限制。是因为她早熟读史书，深谙一个外戚大族的兴衰败亡之理。

历史上窦氏一族，就是纵容自己家人嚣张跋扈，无法无天，才导致了举家之祸。

据载，邓氏一门几乎是整个东汉最为贵宠的外戚，“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邓氏一族能够如此兴盛，与其恰当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常言道：“欲要取胜于人，先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邓绥倚重外戚，但却执政明达，无疑让其他想扳倒她的人望而却步。而反观刘祜之才，实难与其叔父刘肇相提并论。何谈能够将大权从外戚手中夺回呢？加上一向颇具雄心的亲生父亲又辞他而去，自己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更少了。

此消彼长之下，刘祜欲要亲政，实在是堪比登天的难事。

与其说这是刘祜的悲哀，不如说是整个东汉自刘炟之后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