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卫律本是汉人，说来还与李广利有些渊源。卫律本是李广利哥哥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的推荐下出使匈奴。可是延年的弟弟李季淫乱后宫，武帝遂将延年一并诛了。卫律听到延年身死的消息，害怕回朝后被株连，所以投降匈奴。
恰逢单于母亲病重，药石无效，单于于是找来巫医。巫医早被卫律买通，于是装作被去世的老单于上了身，语调疯癫地告诫单于：“我的儿啊，李广利杀我族人至多覆山填海，你却友待他，怎么如此敌我不分？祖先怪罪，你母亲怎能不生病？”
单于遂斩李广利。行刑前，李广利破口大骂：“就是化作厉鬼，我也要剿灭匈奴！”原来他也信有鬼神存在的，他不知道自己就死在“鬼”的手里，因此到死也没有开悟。
有人说，刘据之身陷巫蛊之祸，江充的角色只是一个打手，背后的主谋，其实是结为亲家的刘屈氂和李广利。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可能成立，关键是刘屈氂在田仁的杀头问题上表现得太没主意了，若他真是迫害刘据的幕后主谋，田仁将刘据放了，可算是站在刘据这边的，即使是做贼心虚，也该将田仁收监，为什么那时却当场把将田仁放了？从他那唯唯诺诺的性格看来，他实在不像有造反的魄力，况且他与李广利的结亲，应该是在刘据自缢身亡之后，所以两人只能算是短期投机者，而不大可能是长期蛰伏的阴谋家。不过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很难弄清楚了。
满朝文武，看着武帝一路杀过去，早双腿筛糠，牙关打战了，哪敢说一句话？这时候又出来一个不怕死的，此人即是田千秋。
田千秋原是田齐后裔，后徙居长安，做了高祖刘邦的守陵人。他上书说，儿子盗了父亲的兵，挨了一顿鞭子也就罢了，皇帝的儿子为求自保而过失杀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不是臣说的，而是昨晚一个白头老翁托梦告诉我的。武帝对刘据的死早有悔意，田千秋给了武帝下台的台阶，于是武帝召见了千秋。
“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这是武帝对田千秋的印象。武帝望着他，感叹地说：“父子之间，清官难断，只有你所说深得其昧。这是高庙（刘邦祠庙）神灵教您开示我的，您必须辅佐我处理政事。”于是为太子平反，又擢升千秋为大鸿胪，掌诸侯及少数民族事务，几个月后又拜为丞相，可算是古往今来官员升迁的奇迹。
既然太子是被冤枉的，那么是谁冤枉了他呢？于是那些征讨太子过程中立下功劳，荣享富贵的人纷纷被武帝诛杀。宦官苏文更是在渭桥上给活活烧死。
不管怎样，天子总是不会错的，要错一定是臣子错——当然，苏文等人自有其取死之道，也不算冤的，而最重要的是，巫蛊之祸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在巫蛊之祸全面爆发之前，由于武帝对匈奴的频繁征伐，平时又奢侈用度，还喜好四处巡幸封禅，国库早已空虚，再加上天灾不断，国内时有起义爆发。可是武帝师心自用，一意孤行，并不反省。
可是经过了巫蛊之祸的恐怖、杀戮、狂乱，经历了老来丧子的悲痛，又经历李广利的投降背叛，武帝的志气消磨了，岁月无情流逝，如今只剩下一个白发体衰的老者。
武帝拜田千秋为相的同时，封他为“富民侯”。“富民”二字，显示了武帝心态和政策方向的变化。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武帝，建议在轮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戍兵垦田，以防备匈奴。武帝驳回了他的奏疏，说：“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以前我们派兵征讨车师，虽然侥幸取得胜利，迫使他屈服，可是路途太远，士兵返回途中无法带够足够多的粮食，所以多有老弱病残者死在途中，再也回不来了。如今又要在轮台戍兵垦田，压榨民力，这不是爱护百姓的举措，我不能同意。”
武帝接着又反省了自己这些年的穷兵黩武和访仙求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着名的《轮胎罪己诏》。
武帝开了“罪己诏”之先河，在这篇诏书的数千字背后，是一个老者筋疲力尽的心。
发布《罪己诏》后，汉朝的政策重新回到了汉初的“休养生息”上来，缓和了国内的矛盾，几年之后，国家重新繁荣富庶起来。因此司马光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田千秋。“无他才能，又无伐阅之劳”，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其实有无才能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时局能否发生有益的影响。武帝晚年启用千秋，就是要恢复与民休息的政策，而千秋的“守静无为”，恰好符合了武帝的要求。所以出使匈奴的使者回来报告单于对千秋“上书得相”的评价，武帝就以为他有辱使命，想要杀他，过了很久才打消这个念头。
这年武帝七十岁了，渐渐地有了将死的预感。武帝看中了年仅七岁的弗陵，他聪颖乖巧，甚得武帝欢心。可是弗陵太小了，难以承担皇帝重任，武帝于是找来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等四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
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这年刚刚二十出头，武帝认为他死后，钩弋夫人定然守不住寂寞，秽乱后宫，且子幼母壮，极易重蹈吕氏专权的旧辙。武帝即位之初，深受祖母窦氏和母亲王氏的掣肘，至今仍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不久，武帝也病殁了，这对老夫少妻又重逢地下。事在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武帝既殁，弗陵在霍光等辅助下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始元，是为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