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因为，他一来就关了我们的音箱。估计在外国人眼里，安安静静的环境才能体现出严谨的工作态度。

虽然大家都挺生气，但是没有人敢反抗，也不敢对他sayno。顶多就是在他下六楼的时候，距离最近的马小艳就蹑手蹑脚过去打开。但是他一回来，扫视一下我们，又关上。

这下，大家就死了心，组长周雪儿也无可奈何。

他不让我们听音乐，但却为我们争取了一些福利。每个周六，他都搞一个抽奖活动，设置一些小礼品，有时候还会让老板或经理亲自来颁奖。大家就这样被他收买了，阿里先生前阿里先生后地叫。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星期五晚，也与第二天有礼物拿或有东西吃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除了说不让我们听音乐，好像他也不是那么的讨厌。有一次他还拉上我们几个男孩子，到三山大桥拍照，然后请我们吃雪糕。

当时工厂最大的福利，是每年有一二次的旅游，我第一次去了广州东方乐园。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入游乐场，第一次坐过山车。阿里先生也拉着我和开锋拍了很多照片。晚上回到平洲，我又吃到了人生第一次自助餐。

后来遇上金融风暴，福利全部打折，单价也降低了。

我与开锋成为好朋友，不是因为他后来借西装给我约会看电影，而是他每天和我一起去跑步。那时候我们从工业区一路跑，沿着三山大桥一直跑到对面，然后又跑回来。只不过后来我去广州后，和我跑步的换了林松。

那时候的三山，还是一大片荒地，远远看去，杂草丛生，比我老家的农村还农村。

跑回工业区门口，那里有一家士多店，有早餐卖。我们通常买一盒酸奶，加一个莲蓉包。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习惯了早餐吃面包，一直至今，只是现在我习惯了喝咖啡。

晚上下班后，有时候也下来买炒粉，斋的2元钱一份，肉的3元。老板娘问我：“打包吗”？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打包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工厂，最怕的不是被组长骂，而是钻石掉到地上。一百多平方的车间找一粒比鼻屎还小的石头，那是比遇上阿里先生还要恶梦的恶梦。即使不想再找了，为了避免有故意的嫌疑，也要拿着扫把扬几下灰尘。

虽然整个部门只有四个男的，但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众星拱月的待遇。作为计件工种，没有人注意你，大家想的都是抓生产，多赚钱。做得好，是自己的事；做得不好，一样被骂个狗血淋头。

只不过，经常是组长这头骂完我，那头又跟我讨论家驹的歌曲。她还是很关心我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患了甲沟炎而拔了脚趾甲，她帮我买了药，还买了很多吃的给我，所以我对她一直尊敬有加。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想起她，希望有机会能亲自感谢那些日子她对我的照顾。

后来，我与姓蒋那女孩的事，她也有听闻，还说我年纪还小，希望我考虑清楚，毕竟跨越广东与湖南之间的距离，这样的爱情我能否承受得起。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的事情，婚姻这个词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来，缥缈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