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里，财富主要由生产决定，而且是相对恒定的。

比如说一亩田所能带来的财富，大概是每年一到两担大米。如果某年风调雨顺，产出增加到三担，那一定是因为皇帝仁德，所以才感动上天，为子民带来额外财富。

而朝代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皇帝是否节俭不折腾，向百姓少摊派一点税；或者皇帝任命的官员是否廉洁，少做欺压百姓的事。

在这种思想下，能种出粮食的农民最受统治者欢迎，被视为良民。

商人则恰恰相反，被放在“士农工商”里的末位，备受鄙视，社会地位很低。

因为大家都认为商人不事生产，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把财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从中揩油。

商人倒买倒卖的行为看起来并不能增加财富，反倒像蛀虫一样，吸食生产者的劳动所得。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治学儒者，都不为商人说好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很看不起商人。

朱由榔的治国理念一向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他认为只有商贸兴盛的国家，才能催生各式各样的需求。有了需求，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才能爆发式增长。

比如说，这几年明军不断向军火商下订单，就促使安南、香江岛两地的军工厂迅速壮大。

现在，大明治下的军工厂每个月能铸造数十门炮，上千支燧发枪。不仅能满足明军军需，还远销暹罗、广南，赚取大量财富。

在海贸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工厂就像雨后春笋，每个月都在增加。旧工厂也不断扩大产能，以捞取更多利润。

近几年大明蓬勃发展，朱由榔将主要功劳归于自由贸易，还有资本自我增殖的能力。

“自由贸易？资本自我增殖？”

刚刚投降的姚启圣喃喃自语，似乎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么多新鲜理念。

“没错，就是资本。朕听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股价每年都在上涨，现在每股价格高达四、五百荷兰盾。每年都分红股息，还能保持这样的增长率，真厉害啊！没猜错的话，他们是当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商业公司。雇佣这样的资本巨鳄来打仗，尚可喜实在是太浪费了！”

朱由榔高谈阔论，不断向郑成功、郑经、姚启圣等人灌输新思想。

姚启圣勉强消化了一些，然后继续给荷兰人洗脑。

凡·科恩来自荷兰这个商业之国，对这一套非常赞同，大有他乡遇知音之感。

按朱由榔的计划，荷属东印度公司虽然无法垄断中国的海贸，不过凭实力公平竞争，吃下最大一块蛋糕应该不成问题。

很快，凡·科恩的关注重心已不是打仗，而是满脑子的商业计划。

比如说在广州城开设几个香料行，在顺德买下一整个瓷窑，或者在琼州期货交易所买上十几万两期货……

他唯一的烦恼，是这一仗浪费了大半年时间，还损失了几艘远洋商战船。就这样直接停战，损失实在太大，无法向股东会和董事会交待。

“这个简单，陛下都为你们想好了。”

姚启圣准备用一个新主意来解决凡·科恩的顾虑。

“当初不是说好的，贵方舰队一到珠江口，尚可喜马上支付参战费。他给了吗？没有给吧？”

“当然没有给，我们刚到澳门，就催我们去虎门，然后一直打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