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你怕的，放心吧！大宋言论自由，不会因言获罪。”一年轻书生道。

同时，一老者对身边学生解释道：“想必你们也好奇。不过他们只知其实，不知其理。”

见学生被吸引，他循循善诱，道：“婚育政策，其实是跟国家实力，发展挂钩，也与国情有关。

如他们所说大魏，婚育比不少国家晚。而很多战乱之国，十四十五结婚，亦大有人在。

究其原因。便在于，国家动荡不安，或面临外族压力，短期内急需大量人口填补。

而民众朝不保夕，生活贫乏，若按大魏十七成年，大宋十六成年。当然，各国不一样，王公贵族也会有不同。总体来说，一般十五到二十。

若民间按二十来算，其实太晚，多半十五六就结亲。为何，因为百姓困苦者多，能成年者，不易，能至三十，五十者，亦不易。

所以若不早早结婚，断了香火，可是大不孝。更何况孩童未成年前，夭折者多。并不仅只早孕导致死亡率高这一原因。这是社会因素问题。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复杂的。

而大魏直接跳过这个阶段，盖因国力强大，领导高瞻远瞩，愿为民谋福祉。这是极难得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圣人之言在前，但能真正去为者，不多；而为者能成就者，更少。”

“既如此，大宋也有此基础，为何却不为呢？”有学生不解问。

老者道：“所以说，国情。同样一条政策，也许在魏国能行，富国强兵，但别国照搬，可能就会引发不可测的后果。所以成之道，不在邯郸学步，而在变通。变则通，通则变。

即无准绳而有准绳，有准绳而无准绳。不刻板，不唯一。

治国者，高瞻远瞩要；契合国情要。不脱离实际。坚定时不移，狂乱时不弃。有为而治，无为而法。”

“那老师，要怎么做？”

“历史皆有其发展的脉络，读史，可以明得失。”见学生不以为然，老者劝诫，道：“莫好高骛远。知易尚且，行难，不知，岂非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