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钱，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把如今不够集中、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兼并起来，便于大规模耕种。

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

倍的总价，就可以了，只当是济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这些钱，只能说是救急，不能说是救穷，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

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让人还个十年，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

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适当降息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购，因为买方被限制，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一来二去，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张世鹏反复琢磨，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

“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那么，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

“当然想到了。”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只是略有改良细化，不再赘述。

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不再纠结，准备先实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长叹：“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抗灾病弱，逼着贫民集中田地、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可谓是煞费了苦心。”

姚启圣：“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还不算什么。王爷为了这个，是不惜各种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高瞻远瞩，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来之前，就听王爷跟刑部、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目前还没敢拿出来。说是朝廷将来，希望对农籍贫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然后越分越小，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

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令若是实施，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如何分配遗产，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

换言之，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

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学手艺，有一技傍身谋生，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将田产均分给诸子。

多出来的儿子，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役籍。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

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这是很好理解的。

张世鹏听完后，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孝悌”了，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

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还没实施，要是现在就拿出来，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勐了。

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这阻力得多大？

“此法太过凶险了，人皆有爱子之心，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张世鹏不由叹息。

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王爷的想法，远非常人所能揣摩。不过听说，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

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如何尽量节制，在民间宣讲。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能少生几个儿子吧，

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自己心里有数，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能节制一个算一个，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

西域有些洋夷、如大食人等，他们所信的名教，跟我中土大不相同。他们也是在贵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应该节制。

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不能那么严厉，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或一子多女后，该节制，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

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橡胶’的工匠们，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或者鱼鳔，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

——

PS：以上已经五千字，稍微解释一个问题。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当时看，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

但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高赞的“大同”、“大统”其实都不能用，因为古人用过了。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

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赵匡胤当年为了“乾德”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还气得喷了赵普、赞了窦仪陶谷，说“宰相需用读书人”。

所以我一气之下，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但这绝不是瞎搞，因为“大同”、“小康”都是《礼记》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有出处的，不是现代词，所以别说什么“键政”，键政是真没出处。

“大同”在儒家定义里，是要“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小康”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大同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按需分配。小康至少还是“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

说白了，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小康是初级阶段。

主角也做不到大同，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那就低调一点，小康吧。

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看不上小康，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

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但说到做到。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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