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沈树人的一面之词，张学曾当然也不会直接听信，而是继续查问苦主董良的说法。

董良是个四五十岁的老者，当下演技颇佳地喊冤：

“冤枉呐！这董小娘子本已欠债多年，而且欠了好多家的银子。自董家主母死后，一直是我家帮衬着应付抵挡那些债主，董小娘子明明已经与我家约定典房委质，有密约在先，还望明查！”

张学曾一个画家知府，对这些复杂的律令细节也不是很懂，权衡之后，便跟师爷切磋。

刑名师爷徐友亮悄声支招：“老爷，此案斗杀人命之实已明，双方均无异议，关键便在如何认定这董家绣庄，在案发时究竟是属于董家、还是属于蔡家、还是属于沈家。

名正则言顺，只要名分一定，就好判定究竟是私闯民宅、伤人者护主心切，还是蓄意豪夺、殴伤人命。”

张学曾也悄声追问：“那你倒是说说，依大明律这董家绣庄当时是不是算沈家的了？”

徐友亮：“这自然需要老爷查验双方关于买人、典屋的契券、邻舍乡里的证词了。”

张学曾点点头，随后便是一番繁冗的司法调查程序。

最后果然如沈树人预料，按《大明律》，当时董家绣庄基本上算是交割给沈家了。

之所以加个“基本上”，是因为还有一丁点可以被抗辩的瑕疵。

那董良在看完双方契券后，原本也已面如死灰，但丧子之仇也让他思路爆发，情急之下扯住最后一根稻草：

“请府台明察！依《大明律》，纵然我家与董小娘子的契券不曾为邻舍乡里见证，但我家的契券毕竟在先。董小娘子对此心知肚明，她跟沈家立契时，难道不会告诉沈家？

所以，沈家这并不是‘事先不知已另有买主’，而是明知故犯、蓄意欺诈。这是他们设的局啊！后续的一切，怎能以‘户主心切、临时起意’而定？”

张学曾听了这番抗辩，心中也是纠结，又请教师爷，不想在这种大案上落下口实。

而徐友亮也不得不提醒：如果可以证明沈家并非“疏忽”而不知董家小娘子已经与人有约在先、而是“明知故犯”，那依照《大明律》就还得承担一部分罪过。

用后世的人话翻译一下，那就是“债权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也得是“善意第三人”。如果是明知故犯的第三人，是不受保护的。

《大明律户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后世民法说得那么细，没解释为什么“公证契约优先”，只是直接给了个结论，背后原理只能由司法人员自己推理。

就在双方争执暂时陷入拉扯时，终于轮到顾炎武发力了。

顾炎武今日客串沈树人的讼师，之前还没表现机会呢。

只听他取得张学曾允许后，开始慷慨陈词：

“请府台明察，这董良以他们家的密约在先为由抗辩，不仅违背《大明律》，也违背圣人之道，他说沈林事先知情、蓄意为之，更是纯属臆测污蔑。

朱子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余者悉止。盖言确权明责、定纷止争之要。天下女子、田宅，但凡看上去无主，又无邻舍乡里明示另有纠纷，那便如野兔在衢。

买主只要觉得有利可图，自可果断买下。如果非得反复查验，岂不是失了先机？还有谁人敢与人贸易？”

张学曾和师爷一听，果然很有道理。

商机便如追逐野兔，稍纵即逝，手快有手慢无，顾炎武引用朱子之言比喻，一下子就让他们想明白了《大明律》里那个“公证契约为先”的条款背后暗含的圣人道理。

原来这是为了名正言顺、定纷止争啊！

当然，这番话说是“朱子曰”，其实有点牵强。

在场其他人智商不够，听不出其中高明曲折之处。

唯有设计此案的沈树人，听完后暗赞顾炎武的急中生智、旁征博引。

这番话实际上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原文里，发表的一段评论。但司马光的儒学地位不够高，所以顾炎武不引他。而南宋时，朱熹写过《资治通鉴纲目》，这几句话他并没有修改，直接把司马光的话抄过来了。

顾炎武不说是司马光说的而说是朱熹说的，给张学曾的台阶就顺畅多了。

“身边留个读书破万卷的家伙帮我要做的事情注释、寻找依据，看来还挺好用的。记得顾炎武历史上科举也是屡试不第，好像这次乡试考完后就放弃了，到时候趁着这个案子重谢他一下，延揽给我当师爷也挺不错。”

沈树人心中暗忖，已经动了把顾炎武因为正式幕僚的念头。

他自己擅长计谋，但读古书太少。找个人帮他把很多暗黑的谋略润色粉饰一下，名实兼收，绝对很有必要。

而另一边，董良还在左支右拙、试图做最后的抵挡，但也都被轻易瓦解。

只听顾炎武侃侃而谈地乘胜追击：“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我《大明律户律》力求田宅典身须有公契、责罚私契，正为孟子恒产恒心之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