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税务官设置了三种新税。首先，在船进入港口后，官员会上船估算货物总值。他们会征收一部分充公，通常是货物总值的十％到二十％。直接征收制让官员得以取得中央政府——其实就是皇帝和皇亲国戚——需要的物品。

再来贸易官员会针对“细货”，即珍珠、大象牙、龙涎香等高价舶来品收第二种税：以低于市价的人为费率收购。这种规定就是授予政府独占所有精致物品的权利，而宋代贸易官员也为这类商品在全国各地设立市场。这类商品大多落入批发商之手，不过个人也可以小规模采购。

第三种税是针对其他“粗货”，或大宗货物收取，通常是较大批的香木。外国商人一付完粗制品的税，便可直接把东西卖给中国买主，有时就在码头边开卖。

所以后世有人说，若非宋朝有长期对外国海上贸易，绝对支持不了大宋朝自自从与辽国订立宋辽澶渊之盟后的以岁币换和平国策。

大宋朝若像后世大明这样搞法，因为禁海反而引致海贸的庞大利益被少数郑芝龙之类海盗军阀掌控，令大明后期财政严重不足，最后连支持军队正常发工资都做不到，大宋也可能早就经济完蛋了。

南宋时期，皇室偏安，泉州距杭州较近，所造海舶船身巨大，设备齐全，乘航平稳，加上舟师水手善于识天象，辨水道，并用指南针导航，所以海舶一直称雄于海上，成为南宋政府海上交通要地和重要的经济补给来源。据《诸蕃志》记载，泉州其时已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使刺桐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繁衍生息。

这时，中国商人派往南方和西方的船愈来愈多：去东南亚、去印度、去中东、去东非，那些没有敌对势力阻碍贸易的地方。中国人出口高级纺织品和高温烧制陶瓷的获利丰厚。金属出口也很重要，不论是未加工的圆柱或铸锭，或诸如铁釜、炒锅、玻璃等加工品。稳定的出口收益，也为日益繁荣的芳香物交易提供资金。

泉州都会区尤其受惠于这种贸易。位于中国东南沿岸、与台湾隔海相望，泉州住着许多外国侨民。

所以，能在这里遇上法国人，绝不稀奇。

这个年代的大宋，虽然一直被北方蛮族压着打，但依靠着城墙、神臂弓、八牛弩(三弓床弩)、步人甲、火器海军等先进武器和军备，偶尔也能反攻北伐一两次，算是和辽、夏、金、蒙古等蛮族打得有来有往，比诸同期的欧洲诸国，丝毫不差，在东万更是一等强国，若非蒙古人实在太好战，大宋还算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大国。

谁能料到，十八年后，这个国家便灭亡了。

崖山一役，十万人殉国。

空前绝后的悲壮，也空前绝后的窝囊……

反而是大宋人一直瞧不起的日出之国小弟，依靠几场所谓“神风”，竟然反而能够屡次大败蒙古人派去攻打他们的大军。

难怪忽必烈大帝后来是多神信仰，什么宗教都相信接纳，蒙古萨满教、儒家、佛教、佛教喇嘛、道教，回教，甚至连西方基督教他也接受，估计也不全因为要用宗教帮助管治臣民，也可能实在是他一生中遇到了太多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危机。蒙古大帝蒙哥若非意外死于攻打南宋钓鱼城，他没有机会登大汗位;若非这一次支持他的对手阿里不哥那支西征军头领旭烈兀在巴格达屠杀回教徒，引致金帐汗国的别儿哥不满，两个汗国双方内战，他说不定打不赢阿里不哥率领的其他四大汗国联军。

他弟弟旭烈兀后来在西方再也没打赢过埃及的马木留克军。

更有后来两次征日遇台风的惨重失败。

所以忽必烈应该会认为一切都是天意。

只有神灵才能阻止他这么伟大的帝国皇帝。

所以顺天应人吧。

难怪就连他的贤内助察必皇后，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也有顺天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