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明白，欧阳珣的调派是合理的，堪称眼下最合理最理想的布置。

比方说，把广武军主将张开及中山军主将王焕二人及副将的军权收了，全调回京城任用，就正合朝廷心思。

朝廷可是一直很担心这两个勇武极能打的边关老将久居边关，久掌重兵，功劳太多，威望日高而起了异心，深恐二人会趁国家虚弱无力却多灾多难之际趁机闹分裂。

朝廷已经有了五路西军残部诸侯在闹心了，可不想再多出几个军阀来，尤其是战斗力强大的边军军阀。

此次国难，朝廷急需五路西军作战经验丰富的强将支援，却根本调不动，五路军全都不知道宋王朝面临被辽灭国一样，自始至终都没对朝廷有任何表示，全都无动于衷，对朝廷是什么心已经再清晰不过了，清清楚楚的军阀，根本不在乎宋国存亡，朝廷却还得养着他们。

欧阳珣把此战表现出众又证明了忠勇的几个大将升官调配到边关掌重兵，既是奖赏、信任重用，也是为朝廷消除疑虑担忧，加强朝廷对边关的控制，加强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

众臣之前群起攻击欧阳珣，并不真是怀疑其为国忠心，只是内斗，迎合赵佶父子阴暗心思，踩欧阳从中取利而已，只是习惯的朝争行为。与事实到底如何无关，于国家有利无利也无关。

但，对新任的边关大将，朝廷自然也习惯的不敢放心，习惯地派遣“熟读孔孟，明事理懂大道，重操守气节，比武夫有能力”的文官去当一把手掌权，与宦官监军团共同牵制操控丘八武夫。

朝廷紧急磋商后迅速做出了决定，调曾懋去代州为节度使。调莫俦为中山军节度使。调蔡楙为真定知府。调卢宗原为赵州知州。这四人自然都是赵佶父子信任的所谓忠君能臣。

至于坚持勇于当朝争先锋的王次翁，赵桓极怀疑这家伙是私通辽国的奸贼，虽然到了没宁杀错不放过地寻罪杀掉，但也把王次翁的官皮扒了，贬为平民，当场赶出朝堂，既是警告其它朝臣少玩内讧不干人事专害国，也算是对独自坚持爱国忠君勇于任事的何栗的一种认可和安慰。

但王次翁这种阴险心计极高的天生狗头军师人才，在亡国灭族的乱世来临之际自然不会丢了官，没权耍了，就会沉沦下去沦落为饿死冻死路死的野狗那么凄惨，他很快摇身变成了蔡京的幕僚，成功获取了蔡京的信任和重用，依仗蔡京的相权又得了势了，活得更阴险猖狂，祸害更大。

他还是走上了历史上的老路，攀附相权，只是由攀附南宋秦桧，变成攀附北宋权相，虽然不能当官了却发迹更早，狗头军师这活似乎是他的宿命。

其实是，他是天生的害人超级人才，只适合干这个。在权力阴谋传统与底蕴太深厚的中国从来不缺乏这种狗头军师人才。每当亡国时，中国总会涌现这种心计令人震惊的超级祸害大才。

另一边。

参战回京的部队返回极快，此时已经离开山西进入河南境内了，不日就能回京接任镇守。防守京畿的军力不会露出空虚期，朝廷又极担心西北防御布置迟缓，也赶紧把要换上的兵派出去

朝廷把欧阳珣精心训练和挑选出来的京城骑兵与后备兵视为震国与保卫京城的最核心最根本力量，这一次同样是决不肯把这些人与战马派出去损耗，全留在身边守京城，也是威慑制衡返回的打了仗肯定更凶悍了的禁军步兵的需要。

这次调派出去的仍是京城步兵，八万，几乎把京城老禁军步军抽调一空，也等于是把高俅和制衡高俅军权的统领禁军的勋贵大将们多年积累掌控的心腹部将与兵力全抽干净了。

高俅与众勋贵大将自然极不乐意。

这等于是架空了他们的军权啊。

但，形势如此，不得不屈从残酷现实，只能赞同，而且得表现得积极点，所有的不满不乐意只能压藏在心里，否则定会被本就瞧不起他们也本就不满他们在军事上的稳固权力地位的以士大夫为首的众臣群起诽议质疑为他们想拥兵自重，是国难当头却不肯为国尽心尽力，怕是有不臣的私心也必被赵佶父子高度警惕严重怀疑那后果怕是不但心腹兵力照样得没了，官位军权地位也没了，只挂个空名大臣，从此没了富贵保障，甚至脑袋随时也会没了。

赵佶父子如今完全是惊弓之鸟，疑心奇重，谁也不信，一有怀疑就会立即动手清除，再无往日的仁慈大度和迟缓。众臣也极度相互猜忌，都在怀疑别人有异心甚至是暗中投靠外国的叛徒会危及自己的富贵，格外警惕，又都想染指军权或大权，对有怀疑的人下手也就格外凶残果断。

所以，统领禁军的高俅与勋贵们在江山危急格外得到朝廷重视而得意的同时，小日子也格外紧张难过，再不敢象往日那样随意胡搞，严防被人拿到把柄弹劾削掉统兵的地位。

这次调上去参战的骑兵就不能再从地方上抽调了。

因为地方上要防范和围剿田虎、王庆、晁盖，必须持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实力压制诸贼趁辽军入侵之机闹事。其它地方又已无堪用骑兵可抽调，上一战已经抽调空了。

这次抵抗辽军再战，火药优势没了，更得依赖骑兵争取胜利，骑兵布防西北更缺不得，朝廷无法，只得咬牙忍痛把镇守京畿四壁的次等禁军骑兵各抽调五千人马，凑成两万骑。共十万禁军急赴山西。

朝廷希望这十万比较忠诚可靠的老禁军，加上欧阳珣已抽调到西北的河北东路边军与大名府军，共计十五万新人马，与原镇守西北各处的边军等兵力能共同抗住辽军再次南侵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