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时间，方如今一直都在办公室研究保险柜。

经过认真比对，王韦忠终于从银行公库当中找到到了与湖边村饭店53房间发现的钥匙相匹配的保险柜。

但喜悦只是暂时的，因为打开保险柜仅仅有了钥匙还不行，必须要有密码。

如果是一般的银行直接就上暴力手段了，可临城市银行公库背景深厚，听说跟孔家都搭着关系，即便是站长对此也是顾虑颇深。

方如今暗自叹气，国家利益竟然让位于个人私利，这样的政权能够持久才怪。

暴力手段打开保险柜是不用指望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搞清楚“鹞子”设置的密码。

桌上放着的都是“鹞子”相关的案卷。

这是经过站长特批，从机要室调阅的。

在他之前，全站只有站长、吴剑光、张鑫华三人看过这份档案，便是一直参与此案的王韦忠都无缘得见。

方如今逐字逐句地翻看着，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

案卷里的内容很少，尤其是“鹞子”来临城之前的内容，更是寥寥几笔而已。

方如今将所有的案卷资料翻完，甚至一字一句地读完，也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只知道“鹞子”姓苏，具体姓名不详，早年间曾经在日本留学，后来回到上海，在一家叫作幸增洋行的日本洋行担任经理一职，深得日本老板的信任。

方如今手指轻轻敲击着办公桌的桌面。

直觉告诉他，“鹞子”极有可能是特务处早就安插在日本人身边的钉子，又或者是张鑫华等人重金收买的情报贩子。

一遍看完之后，他又反复阅读了几遍，将“鹞子”案牢牢地装进脑袋里。

按理说，已经发现了那把几乎被人忽略的钥匙，对侦办案件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即便找不到密码，站长也不会怪罪。

毕竟，这本来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方如今可不这么想，“鹞子”从上海带来的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要自我加压。

详细看罢案卷以后，他主动将自己带入案件之中。

案情如下：张鑫华在半个月前亲自赴上海与“鹞子”接头联络，只是那时“鹞子”也并未将情报拿到手，双方约定半个月之后，“鹞子”借出差之机将情报带到临城，亲手交给张鑫华。

“鹞子”在到达临城之前，便将自己的行程以及在临城的住处通过他们之间的秘密联络方式通知了张鑫华。

这说明，那时候“鹞子”对张鑫华还是信任的。

自从“鹞子”下火车踏上临城土地的一刹那，便一直在行动组的秘密监控之中。

想到此处，方如今在纸上写上“监控”二字，并画了一个圈将其圈住。

接头时间定于到达临城站的第三天上午十点半。

方如今如法炮制，再次写下“十点半”三个字，并画了圈。

这个时间与周新刚接到的报警电话中提到的鬼货交易时间几乎一致。

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根据监视的行动队员回忆，“鹞子”自从住进湖边村饭店之后，一直到去一壶春接头，就没有走出过房间半步，就连用餐也都是在房间里进行的。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去的位于大兴银行的市银行公库呢？

当然了，为了避免被发现，负责监视的行动组组员并没有靠得太近。

这是张鑫华的命令，他不想让“鹞子”觉得自己没有诚意，便特意嘱咐手下队员给予“鹞子”一定的个人活动空间。

第一遍看卷宗的时候，方如今也想过这个问题。

既然“鹞子”已经在行动组的监控之下了，为什么不直接在湖边村饭店进行交易，那里岂不是更加的安全？

直到反复阅读卷宗，他才想明白其中的关节。

“鹞子”之所以表现出对张鑫华的信任，实则是有恃无恐的表现。

他的身上有张鑫华最想要的情报，而张鑫华并不确定情报是否就在他的身上。

张鑫华担心惹恼了对方，从而导致停止交易。

在情报没有到手之前，这次接头的主动权始终都掌握在“鹞子”手中，而张鑫华也只能是听从“鹞子”提出的要求。

至于大兴银行的市银行公库保险柜，吴剑光私下认为是张鑫华的监控布置有漏洞，给“鹞子”提供了机会，令他完全可以在饭店里同其他人从容地接头，又或者是趁着行动组的监视人员不备偷偷溜出去。

这符合吴剑光的一贯作风，始终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

张鑫华则认为“鹞子”断无亲自去银行公库的可能。

银行只有在昼间开门营业的原因，而这个时间段，他在饭店的前后两个门口都安排了人，“鹞子”一个大活人要是在白天众目睽睽下走出饭店，监视的行动队员不可能没看到。

否则，他们也就不用吃这碗饭了。

房间的电话记录也都查过了，只有一个打出的，便是通知在一壶春接头的。

这样来看，方如今更加倾向于“鹞子”在饭店里便已经和人完成了接头。

接头人将“鹞子”托付的重要物品或者是情报带出了饭店，先是存在了保险柜，又返回来将钥匙交给“鹞子”。

也就是说，他们在行动队员们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两次接头。

张鑫华怀疑这是一女二嫁，甚至是多嫁。

张鑫华给出的价格是二十根小黄鱼，如果还另有买家的话，相信价格也不会较之低多少。

什么人会出如此高的价格购买情报呢？

张鑫华认为首先应该排除红党的地下组织，理由主要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