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世统计，金融业利润占据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一半。

纵观华夏两千年封建历史，金融业始终牢牢占据一席之地，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放贷。

早在东周之时，便出现了华夏第一起“天子违约”的事件，便衍生了沿用至今的成语——债台高筑。

话说，公元前256年，秦国夺取韩国的阳城、负黍，逼近周王城。于是，周赧王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因当时周天子国库空虚，只好向富商大贾借债来筹集军费，许诺以灭秦后的战利品来偿还，并付利息。

后来，秦国派大军打进周王城，周赧王降秦，被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

众债主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已是穷途末路的周天子就只好逃进一处筑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躲债，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

由此可见，放贷从封建社会产生便已经存在了，甚至成为很多当权者的敛财手段。

像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豢养了三千多位食客，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放债赚取利息，而和坤的富有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收入。

据《后汉书庞参传》记载，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东汉帝国与羌人作战，军费大增，加上连年欠收，官方积欠私人的债款达几十亿之多。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皇帝下诏向富裕的百姓借钱，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

作为皇帝都成为了借贷者，可见放贷早已经融入了华夏的历史洪流之中。

到了元朝，放贷成为国家的恶瘤，为此元廷还推出了一项措施。

大定十三年，因为民间质典利息太高，金世宗完颜雍下令在中都、东平、真定等处设置质典库，称为“流泉”，抵押款照抵押物的七成估价，月息一分，过了二十五个月不赎回，就下架质押的物品出卖。

只是这种措施注定无法阻止民间放贷业的发展，而将金融业务推向顶峰正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票号。

有数据表明，仅乔氏一家的票号，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乔致庸拥有票号、店铺等不下二百多处，总资产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

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时候，亦是意识到金融放贷业务的危害，故而《大明律》明确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不得超过三分，每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

只是这个法律阻止不了金融业的发展，单是明朝当铺的名称便有解库、解铺、典库、典铺、解典库、解当铺、当铺、质库、质铺、印子铺等十几种，而仅河南省便有230家当铺。

当铺最重要收入来源其实并不是利息，而是典当人到期没有将钱还回来，当铺便可以得到几倍乃至十倍的利润。

至于当辅和钱肆的现银放贷，这终究是治民不治权的时代，不然白银不可能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所以压根没有受限于《大明律》。

在《金屋梦》当中就有记载：新官取京帐，俱是六折，六两算十两，每月十五利。不消一年，只六十两，连本就该三百两。

时至今日，京债和当铺已经成为权贵阶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朱骥、重庆公主和会昌侯便是其中的得益者。

只是让谁都想不到，刚刚登基一年半的弘治，竟然在所有人都没有防备之下，挥出一棍打向了京城最大的利益集团。

城东，驸马府。

“查封了？本公主这便进宫面圣！”

城东，襄城侯府

“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速速将其他几位侯爷请过来商议对策！”

城西，瑞安伯府

“快……快备轿，本伯即刻进宫，一定要太后做主！”

城北，尹府。

“老夫都退隐三年了，这是要翻旧账吗？”

城北，某座宅子。

“查封了？难道是杂家的小金库被陛下知道了？”

……

自己的金融店铺突然被朝廷查封，顿时震惊了整个京城的权贵圈，亦让这些人当即纷纷行动起来。

只是几个衙门秘密行动，又有十二营的统领亲自带人协助封查，致使京城最大的一百间金融店铺无一幸免。

一时间，整个京城显得哀鸿遍野，甚至有人选择即刻逃离京城了。

养心殿，一股檀香从铜炉中袅袅升起。

身穿龙袍的朱祐樘端坐殿中，虽然知晓外面的权贵们是人心惶惶，但对外界的骚乱显得完全不放在心里，正在认真地处理着手里头的事务。

原本心情还算不错，但跟那帮权贵的烦恼相比，在看到朝廷即将要拨付的一些开支后，自己同样感到十分的头疼。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管理好朝廷的税收，那么大明便可以开创一个全新的盛世，从而成为一代明君。

只是身处在农耕社会中，其实始终需要面对两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是粮税和盐税的收入甚至连正常的朝廷开支都解决不了；另一个则是百姓的消费能力如何提升。

中兴、盛世，从来都不是文人写几首诗就行了，而是需要打造健康的财政，同时要切入到百姓的消费力中去。

像现在，即便自己已经将飞梭织布技术带到了这个时代，但不得不面临一个扎心的问题，底层的很多百姓仍旧穿不上飞梭机织出来的棉布。

至于大明财政，朱祐樘自认为去年已经做得足够好，但仅仅只有三百万两白银可供自由开支。只是大部分白银拨给天津皇家造船厂生产海船后，剩下的银两已经不多了。

虽然朝廷一年有三千万石税粮的收入，但朝廷虽然背负军饷、官员俸禄、宗藩禄米和勋贵的禄米等，同时还得负责水利工程以及漕运等。

由于冰河已经解封，去年的秋粮通过十余万漕兵正在运粮北上。

只是为了每年运送四百万石粮到通州粮仓，单是一年的成本便接近二百万两，达到了八成的损耗。

据朱祐樘所知，漕运系统的贪腐十分严重。像生产漕船的船厂总是偷工减料，致使漕兵的死亡率逐年走高，甚至漕船都要成为快速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