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安世这几个人当中，若要问谁最想让霍光死，自然是黄霸。

天子让他往下说，他颇有一些自得地思考了一下，就缓缓地将“好杀”和“不好杀”的两种情况一一道来。

“微臣先来说说这好杀的法子。”

“陛下是大汉的皇帝，想让霍光族灭，现在马上就可以下诏，将霍光等人投到诏狱里去，大刑伺候，逼出一份口供……”

“这口供中只要咬死霍禹是谋逆主谋，斩杀范明友只为自保，爰书中将此事轻轻略过，不仅无人知道内情，也无人敢查问。”

“三日之后，就可以将霍光及其子女老老小小全部押到北城郭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只是如此一来，陛下日后在史书上难免会背上独断专横，妄杀功臣的骂名，臣等亦会成为酷吏。”

“楚王好服紫，天下皆好紫，从这之后，天下的官吏也会纷纷效仿，断案以果决刚猛为标准，不看律法。”

身为肉食者，判案果决刚猛，自然会被看作能吏；身为百姓，更希望判案能轻缓清明，不被冤枉。

刘贺听着黄霸的话，自然就想到了王法二字。

在大汉，律法体现的是天子的意志，维护的是皇帝的权威，但不代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皇帝要做的事情哪怕是顺从民心之事，仍然要在一定的框架下完成，更不意味着可以越过律法直接杀人。

恰恰相反，如何使用律法来维护皇帝的权威，才是明君所为。

战国时，秦国之所以可以在诸侯国中崛起，巨细无遗的《秦律》和严明公正的秦吏，功不可没。

但大秦在律法上却又走进了一个极端，认为可以制定事无巨细的律法来管理天下所有的事情。

最终才因为严刑峻法导致民怨载道，以至宗庙崩塌。

汉承秦制，自然也包括《秦律》。

然而《汉律》虽然继承了《秦律》的许多条文，但大汉帝国却没有继承大秦那种原始的法制精神。

从太祖高皇帝到孝文皇帝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与民休息，执行的是无为而治的国策，对天下百姓管控极少。

随后儒学的地位又一日高过一日，最终孝武皇帝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将儒家抬到了最高的地位。

儒家认为治民的关键不在律法，而在于伦理道德教化。

《汉律》虽然仍然有，但是在实际治国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被束之于高阁。

因为儒学盛行，朝堂和郡国才出现了许多看重伦理道德教化的循吏，以律法为处事原则的官员则被污名为酷吏。

伦理道德教化看似对百姓更温和，实际却是对世家大族和豪门富户更温和，久而久之就会促使士族门阀的出现。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孝宣皇帝儒法并重，重用法吏开创了昭宣中兴。

可惜，孝宣皇帝是一个好皇帝，却没有教好自己的太子刘奭。

导致刘奭柔仁好儒，甚至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曾说过“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样的话。

孝宣皇帝更是直接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来驳斥。

最后更还发出了“乱我家者，太子也”这样的狠话。

孝元皇帝即位之后，因为只讲伦理教化，所以软弱无能，以至大权旁落，最终开创了“外戚、权臣和宦官内斗”的滥觞。

最终为大汉之后的衰败埋下了一抹的伏笔。

刘贺想要让大汉走到比昭宣中兴更高的高度，自然要重新树立起律法的权威。

用合适的方式来处置霍光及霍党，就是一个极佳的契机。

让霍光及霍党被律法定罪，比让霍光及霍党被天子定罪，要更有价值。

而这也会是霍光最后的价值了。

所以刘贺自然不会选择这好杀的方式。

“黄卿，既然如此，那你为何又要说霍光不好杀。”

“如果陛下不下诏令，全部按照《汉律》处置，自然不好杀。”黄霸故作神秘地说道。

“愿闻其详。”

“霍禹是不是主谋要有真凭实据，而斩杀范明友算是大功，可用来换刑，至少减刑一等。”

“另外，有爵位者亦可以用来换刑，如此一来又可减刑一等。”

“再加上陛下所赐的丹书铁券，霍光可免死三次，子孙亲眷可免死一次，也可算减刑。”

“如此算下来，霍光也好，霍禹也罢，恐怕就都能脱罪了。”

“霍光和霍禹能脱罪，其余因他们而受到牵连的霍氏，自然也就无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