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是“扶桑自古以来信奉神佛，从天主教之国传授邪法一事，甚为不妥”。景定直接将扶桑摆在了天主教国家的对立面，禁止天主教即邪教的布教。

第二、天主教擅自将九州的大名和国人领主变成信徒，令他们破坏寺院神社。大名和国人领主的领地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上杉将军家永久交给他们（上杉将军家拥有转封和更换领主的权限，所以所有人都应遵守上杉将军家所颁下的法度。

第三、传教会破坏扶桑国之佛法，是歪门邪道，所以不能让传教士待在扶桑境内，限他们于二十天之内离开扶桑回国。

第四、上杉将军家可以保障黑船（来自葡萄牙的贸易船只的贸易，只要不妨碍扶桑的佛法，商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可以从天主教国家来扶桑。

这就明示了上杉将军家促进贸易的政策。不过，传教与贸易关系紧密、难以分开，这就使得上杉将军家在推进禁教法令过程中遭遇很大的阻碍。

第五、拥有二百町、五千石以上知行的领主若想成为天主教徒必须得到上杉将军家的许可才行，不然将会处以改易。

随着伴天连追放令在近畿诸国率先公布后，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近畿诸国和九州不同，不像以北九州为中心有高达十几万天主教徒存在，至少界町、武库凑等摄津沿海地区还是有数万天主教徒存在，对此上杉将军家完全不能小觑。

加斯帕尔·比勒拉神父为了不让近畿诸国的天主教信徒对信仰产生自我否定，让他们不畏惧殉教，甚至还会一户户地走访天主教信徒，激励他们。

当时的界町之中有七千余天主教信徒，在加斯帕尔·比勒拉神父的先后劝说下，四千余名天主教信徒选择继续信仰，并暗中收集武器、铠甲，意图发起一揆开对抗上杉将军家的统治。

由于事态愈发严重，芹泽信胤、高桥又五郎、小仓家房等人只好将迅速将那些顽固的天主教信徒登记上名簿，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加斯帕尔·比勒拉神父。

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若是连眼皮子底下的天主教徒都收拾不了，待将来上杉将军家平定了九州之后，对九州的天主教徒岂不是更加束手无策了？

而且，如今的天主教势力在九州、近畿诸国的世俗势力愈发庞大起来，开始逐渐威胁到上杉将军家的统治。这对于上杉将军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稳固上杉将军家在近畿诸国的统治，在景定的授意下，才担任山城守护代的上杉景信便与担任摄津守护的上杉景满联合起来，通过拷问等强制改宗措施，令登记在册的天主教徒很快减少至一千六百人。

而这些到最后也未放弃天主教信仰的人则是被景定下令处以抄没家产以及流放虾夷地的处分。

至于意图扇动天主教徒发起一揆以及抗拒上杉将军家捣毁南蛮寺的加斯帕尔·比勒拉神父，则是被景定下令于京都六条河畔处以火刑，以儆效尤。

而另一方面，接连遭受重创的大友家已是油尽灯枯，无力支援还在苦战的蒲池鉴广、三池上总介、户原入道、阿苏惟将、高森惟直、合志亲为等旗下国人领主。

使得西国势上杉军在将筑前一国平定后，就以龙造寺势为先导役，大举南下。三池上总介、户原入道等人虽然坚守不出，但还是敌不过兵力雄厚的上杉军，先后被上杉军攻落居城而讨取。

最后，筑后一国就只剩下蒲池鉴广还在苦苦支撑着，但也无济于事。

就连肥后的国人领主们在听闻上杉军已经先后平定了丰前、筑前、肥前三国之后，感到非常害怕，城亲贤、隈部亲永等北肥后国人领主直接是望风而降。同时，也切断了蒲池鉴广与大友家的联系。

蒲池鉴广为了扭转筑后一国的局势，就打算主动出击，亲率两千余军势北上，意图攻入肥前，迫使龙造寺势撤回肥前进行防御。

但是，蒲池鉴广所部还没完全渡过筑后川，就遭到了吉川元春所部骑马武士的突袭。

还没等蒲池鉴广将麾下军势聚集起来准备发起反击，吉川元春所部的骑马武士就在铁炮、弓失的掩护下向蒲池军发起了突袭。

蒲池军上下原本就因筑后国人领主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叛离大友家而士气低落，如今再遭到吉川元春部的突袭，顿时阵型大乱，四散而逃。

很快，蒲池军在自相践踏之下死伤无数，甚至还有人走投无路跳入筑后川被淹死的。蒲池鉴广见状只能选择率残部逃回山下城中。

而蒲池鉴广这一败走，就苦了准备重回大友家旗下的蒲池鉴涟。

原本蒲池鉴涟就是迫于形势而向龙造寺家低头臣从的，好不容易等到蒲池鉴广将龙造寺隆信一战讨取，自己有希望能重回大友家旗下之际，上杉军又在筑后川一举击溃了蒲池鉴广所率的两千余军势。

在万般无奈之下，蒲池鉴涟就只好通过已经向上杉军投降的田尻鉴重、黑木家永、草野镇永等人作为仲介，向西国势上杉军总大将毛利辉元递交人质和誓书。

随着蒲池鉴涟的降服，使得蒲池鉴广更加孤立无援起来。

蒲池鉴广深知自己已经无力继续固守山下城来阻遏上杉军兵锋，便带着几名亲信家臣，弃城逃往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