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些伤感。
1988年,我身为男人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四十六岁的rb女人,小野百惠。
是的,小野百惠就是我在语言学校的那个小野老师,她在那时候就对我有某方面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小野老师不仅仅是对我有意思,实际上她对不少男学生都有“某方面”的意思,只是我比较迟钝罢了。
事情还要从那年夏天我退出“不动组”的时候开始说起。正如前文所说,在我经历了绑架事件之后就立刻向组长大金提交了辞职表,以公司雇员的身份从社团退出。一开始我还挺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可是当我开始求职但四处碰壁之后,我就不得不怀疑起自己来。
因为黄蜂仔和不动组的原因,我无法再和之前的机械厂续签研修合同,而对方知道我与黑道有染也不敢雇我做正式员工;同理,之前照顾过我的建筑工地以及附近的其他建筑工地也都碍于“不动组”的原因明确表示不会再用我了。
就这样,我经历了来到rb之后第二次经济危机。虽说之前几个月我在社团里帮忙也挣到了一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多,应付眼下情况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坐吃山空的道理我也是懂的。我也考虑过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发展,可当时的rb正处于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东京圈内寸土寸金,离开这里我就怕自己再也找不到如此便宜的公寓了。
就在踌躇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小野老师的电话。
她的口气听起来一如往常,不过相比我之前向她询问兼职事宜的时候要和气很多。照例,电话那头的小野老师开始和我寒暄起来,就是问问我生活的好不好、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没有好好学习日语等等——其实我是挺不耐烦的,一来管理员通知我有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算账,有一千日元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花在哪里了,正在懊恼;二来虽然的确是因为小野老师的推荐我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兼职,可她那时的口气明显是在嘲笑我。
“我的生活现在一团乱,所以请您不要再和我讲无用的事情了。”我的口气应该是很生硬的,“请开门见山地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有十秒钟,小野老师才说:“那个什么,陶同学,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请直说。”一瞬间我已经打好了腹稿,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直言自己办不到,然后挂断电话。
她又沉默了一会:“那个,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请你到我的公寓里来面谈呢?”
我没有拒绝她。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处于那样年纪的成年男性,我若说听到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可真的抱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我答应了她的见面邀请,记下她的公寓地址,然后挂上电话,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有一团被荷尔蒙搅乱的浆糊。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看了由达斯丁·霍夫曼主演好莱坞名电影《毕业生》,恐怕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与那个懵懂的主角一般无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