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大同大学完成实验后，迈特纳亲自从柏林大学发来信件，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并诚挚邀请他回去继续完成研究，同时颁发博士学位。

李谕肯定不可能拦着，趁着德国仅剩的三四年大师云集的时代，赶紧送他过去再读几年。

王淦昌走后，科学社拿着最新的一期《科学杂志》给李谕看。

这些日常事务李谕一般是不管的，但他人在上海时，编辑部还是会让李谕过过目。

随手翻了翻，李谕注意到了其中一篇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署名：华罗庚。

李谕随即看了起来。

科学杂志编辑部目前的主编是当年的庚款留美学生王季梁，发现李谕格外关注这篇文章，于是说：“听人讲，是个只有中学学历的人写出来的。”

李谕笑道：“果然数学才是仅有的一门可以实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学科，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创造乾坤。对了，这个苏家驹是何许人？”

王季梁说：“好像是个中学数学老师，数学爱好者，在江浙一带小有名气。他的那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最先投给了我们杂志社。可是我很奇怪，因为即便不懂数学，我也听说过一般的五次方程早就被证明没有根式解，所以拒绝了刊登。”

李谕说：“那苏家驹的文章登在什么杂志了？”

“《学艺》，”王季梁说，“这个叫做华罗庚的人，就是看到《学艺》杂志刊登的苏家驹文章后觉得不对，因为与阿贝尔的结论相悖。于是华罗庚写信给《学艺》杂志指出错误。《学艺》随后刊载了一篇简短的更正声明，承认苏家驹的文章有误。不过华罗庚对《学艺》杂志的敷衍态度不满，才写了这篇翔实的纠错文章投给我们杂志社。”

李谕点点头：“五次方程涉及群论，已经是非常艰深的数学领域。这种人才不能浪费。”

王季梁说：“一个只有中学学历的人，做到此种程度不容易。院士先生要把他招过来？”

李谕说：“我们的主要方向在物理和工科，清华有熊庆来、杨武之，我写封信，让他先去清华吧，将来再去国外留学。”

物理方面李谕已经独霸天下，数学属实不是强项，还是要先留个学。

——

完成这个插曲后，李谕感觉是时候考虑做一些更远的布局了。

他带着经济方面的得力干将胡嘉言，一同乘坐冯如研制成功的客机抵达了昆明。

顺便展示一下飞机性能，以卖给云南的军阀。这时候的云南运输条件挺差的，他们绝对会很喜欢飞机。

云南主政官是龙云。

这位老哥也算传奇人物，四年前与胡若愚等四大云南镇守使（真的叫这么复古的名字）联合逼迫唐继尧下台。

胡若愚随即又偷袭了龙云住宅，将其抓获。好在龙云的手下逃了出去，带领军队反攻，所以胡若愚没敢杀龙云。

僵持一个月后，胡若愚被迫放掉了龙云。龙云随即大举反攻，获得了滇军的总指挥权，开启了主政云南18年的历程。

但在胡若愚进攻其住宅时，龙云的左眼受伤了，一个月的关押中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导致失明，从此佩戴眼镜。

照片上的龙云带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猛一看以为是个儒将，但他其实一点都不爱读书，功夫还好得很。

而就在李谕抵达昆明前，龙云刚刚又经历了一次政变。

原因是他想通过“废师改旅”的办法更好地控制滇军。

——了解军事的都知道，整个二战时期包括此后相当长时间，军队都是师团编制，这是为了大军团作战的需要。

但1990年代后，海湾战争让各大国如梦初醒，战争变样了，装备的先进性更加重要，于是都学着美军开始改为更加灵活的旅营制。

咱们国家也是从90年代开始了这样的改革。

只不过由于战争电影基本还是围绕二战居多，所以多数人脑海里还是师团的印象。

龙云的“废师改旅”显然不可能是这么超前的考量，他本人多少有点“杯酒释兵权”的味道，然后手下的卢汉等四大师长立马不干，对他逼宫，发动政变。

但这次政变很温和，龙云被赶走不到一个月，卢汉等四大师长就觉得不能没有个首长，于是又把他请回了昆明。

从此以后，云南的政局才稳定下来。

龙云亲自接见了李谕，对于他的请求异常吃惊：“院士先生，您买这么一大片地做什么？”

李谕说：“正好可以扩充扩充云南的教育，这不是好事嘛！”

“建学校需要这么大块地？六千多亩？！”龙云问。

“还有很多周边配套，如果大帅看过欧美的大学就知道了，有一些甚至就像一座小城市。”李谕解释道。

龙云说：“当然是好事！我们地处边陲，院士先生竟然愿意下这么大的手笔，放眼全国都没有第二个。”

李谕悠悠道：“昆明是块宝地，而且透过时间长河看过去，只能这么做。”

龙云不知道李谕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意思，但有人愿意投资，还是数百万大洋的巨额投入，肯定乐意接纳，他们少说也能从营建过程中得到几十万大洋的好处。

选好地块后，昆明这边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胡嘉言来办，处理几百万大洋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龙云等人对飞机的确感兴趣，购买飞机的事情也让胡嘉言从中连线即可。

临走时，李谕安排了一大批的无线电设备给他，“如果有北边的人来要，只管给，而且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提供。”

胡嘉言淡淡一笑：“我明白。”

——

回到上海后，李谕动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奖基金会写了一封信，除了客套话，只有这么两句最关键：

“本人愿意拆借一部分资金予以贵基金会，用以发放今年的物理学奖金。另外，我个人推荐物理奖的获得者为发现质子的何育杰先生。”

他们必然会答应。

因为30年代量子力学虽然已经基本建成框架，瑞典皇家科学院却还是不太认可。毕竟这么高深的革命性理论，除了少数那一小撮顶尖物理学家了解，身处外围的其他物理学家都很难判断正确与否。

泡利在1930年时批评过：“瑞典没人懂量子力学！”

但奖项毕竟是人家发，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调性，此时依旧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

否则早在1930年，海森堡、玻恩、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1930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

时间来到1931年，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发。

原因嘛，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发给量子力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于是奥森决定不发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发现，立即发奖不太合适，最少等上几年，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发现者就很完美；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信中的措辞是“拆借”，以后要还的，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

所以，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便决定了1931年奖项颁发给何育杰。

按道理也应该加上李谕，但李谕不缺荣誉，让何育杰自己获奖，更有造神的效果。

得到消息后，李谕、吴有训、王淦昌一起陪同何育杰前往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