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林德曼说:“他有些傲慢,不想读大学本科,要直接成为研究生,而他只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面试时,我问他读过什么书。海森堡回答说,《数论》,还有外尔的《空间-时间-物质》。言语中对这本《空间-时间-物质》更加喜欢。”
“感谢院士先生!”海森堡说,然后站起来问道,“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那么电子与质子哪?还有您预言的中子?”
海森堡?
李谕咳嗽了一声:“没关系,泡利同学,让他问吧。”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数学此后帮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帮助不小。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我想不需要了,否则他会很担心,”海森堡说,“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讲的李谕先生还有爱因斯坦先生,愿意转入理论物理学。”
李谕说:“要是喜欢物理学,完全可以把他介绍给索末菲教授嘛。”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把下一步准备发表的论文提前进行了部分演讲:
“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多年,基于近些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普朗克公式的研究,我认为到了提出一个新观念的时候。
这个问题很犀利,也很本质,李谕说:“我认为他们也是全同粒子,不然原子的性质就会出现细微差别,它们组成的整个世界都将乱了套。”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海森堡那时候属于硬碰,因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自己费了大劲弄出来的东西,数学界早就有人搞出来了(仅限数学部分)。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他指的还是这时候的巴伐利亚的那些动乱,海森堡挺不安分的。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
比如他提出的矩阵力学,对同时期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这时候矩阵(或者干脆叫线性代数)只有少部分数学家搞,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阵。
“我们知道,宏观世界中任何两片树叶都不一样,任何两个鸡蛋也都不一样。
林德曼点了点头:“他不像个学数学的。”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底下突然有个学生举手:“院士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
虽然绕了弯,但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数学、物理两方面的巨大天赋。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微观领域,我认为存在‘全同粒子’,而且它应是一个基本的规则。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估计多年后海森堡得感谢他的拒绝,甚至由衷说一句“看人真准!”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你非常聪明。”李谕说。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多年后学界证实,电子、光子是全同粒子,质子、中子这种复合粒子也是全同的(虽然它们还有夸克结构)。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福斯说:“那个叫做海森堡的学生,我好像见过。”
李谕好奇道:“教授为什么这么评价海森堡?”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