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方面的通讯相对比较通畅，李谕很快收到了迈克尔逊的电报。

类似的电报他收到了不少，不止美国物理学会，什么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乎每家都发了至少两封电报。

但李谕现在确实走不开，只能先回一封电报，告诉迈克尔逊自己去的时候提前给他说一声。

李谕之所以走不开，自然是国内涌现了不少新事情。

首先一件就是他在全国开设的多所学校突然接纳了大量留日归国的学生。

“二十一条”这事已经公之天下，留学生极为愤慨，反响最强烈的便是留日学生。

他们简直气炸了，自发组织集体离开日本回国，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这一波回国的留日学生相当多，差不多有四千名。

李谕随即在报纸上登文，按照籍贯，这些学生可以进入武汉、长沙、广州、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学校；如果在日本已经读到大学，则可以进入上海大同大学继续学业。

学生有血性很正常，李谕支持他们。但就像当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公学收留从日本抗议回国的学生一样，他本人还有要做的事，必须让这些人继续读完书。——知识越多，作用越大，对日本的威胁才更大嘛。

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留日学生集体返国。

第一次是在1905年，即日本发布“留学生取缔规则”，陈天华投海自尽的那次。

第二次是辛亥时期，留日学生为了回国参加革命。

第三次就是当下因为“二十一条”回国的。

幸亏李谕当年早有准备，学堂建设的面积不小，均分开，每个学校不至于承担太大的压力。

但怎么说也超出了设计容量，有些方面只能将就一下，比如住宿条件差一点，上课没有足够桌椅，需要站着等等。

倒是大同大学由于足够大，大学生又没有那么多，反而充盈了不少。

日本的大学相比欧美差了点意思，但基础教育还算拿得出手，所以归国的留日学生水平倒是可以。

李谕特意带上吕碧城南下上海，探望一下进入大同大学的留日学生。

搭乘火车到达上海后，李谕看到这里仍旧有浓厚的抵制日货行动。

几个月前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严格禁止抵制行动，尤其不能用横幅贴出“抵制日货”字眼。

北京城距离近，被弹压得厉害，上海则宽松一些。

商人们虽然不敢再名正言顺抵制日货，却别出心裁地放弃了“抵制”这个名词，转而提出“振兴国货”的口号，继续不用日货，并且成立了“劝用国货会”、“知耻社”等组织。

除了抵制日货的，还有“救国储金团”，目的是募集资金帮助发展本国工业。思路很不错，要抵制日货，肯定得拿出对应的替代品。

此次抵制日货发生的时机比较巧，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民族工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著增加。

要是上升到政治层面，总感觉整个民国时期，日本的对华策略都挺失败的。他们过于强硬，总想走捷径，想快点占有整个神州大地。

而且日本一直有这种盲目的自信，并且极度膨胀。

实际上这样只会激起国人巨大的反感，对日本的恨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仍然没有消散的意思。

他们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国差了那么多，英国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个只有地理概念的印度，更何况日本这条徒有大嘴的瘦蛇，想吞下有着千年不断文化的巨象？

李谕买了份报纸，发现就连美国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适得其反，美国的通讯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分析了“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可能会“维持久远”，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致命的”影响。

因为此时的日本没啥拿得出手的工业品，主要就是纺织业。

他在新闻稿里写道：“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

美国记者虽说对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救国的必要，可是对建设经济的努力尚且只是初步，毕竟没有工业基础；但那种仇恨，却是切切实实的。

李谕来到大同大学，与胡刚复一起安抚了安抚学生情绪，——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漂洋过海跑到日本，现在又漂洋过海回来，气头正盛。

只能说一点展望未来的话。但近期看的话，也没啥很好的未来，因为袁世凯要称帝了，那时候他们肯定又有得忙。

该有的革命少不了，李谕只希望他们能在革命之余尽可能多读点书，就算对革命本身，也有好处。

好在李谕的声望不小，学生们多少能听进去一些。

办公室中，胡敦复哭笑不得地对李谕说：“要是我年轻几岁，也和他们一样。”

李谕笑道：“年轻人精力旺盛，读书的同时搞点别的事没啥问题。而且也不能怪他们，谁叫北洋政府办的事这么让人上头。”

“从报道的消息看，袁世凯真的不想做总统了，到时候必然天下大乱，为了一己私利，置万民于水火之中，算什么皇帝？”胡敦复说，“我看他必然留下骂名！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名声？他到底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