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叫他神父，也就是说他信奉基督教。——欧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整体上堪称失败，作为正宗基督教，信众以及号召力甚至比不上洪秀全的

“拜上帝会”。也真是醉了。但欧美传教士再失败，花了这么多年，总归是有点效果。

马相伯的父母就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马相伯刚生下来就接受了洗礼，长大后还拿到了神学博士头衔。

不过1876年时，他就因为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

“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只不过他还是信奉着天主教。马相伯精通多国语言，此后被李鸿章器重，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做得最多的事竟然是跟着李鸿章奔走于各大谈判桌，充当翻译，签署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真是太悲催了。李鸿章背上了卖国骂名后，马相伯也跟着被骂做汉奸，是李鸿章的看门狗、走狗。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一心为国，却为何换回的是天下人的唾骂这时候已经年近花甲，马相伯倒是豁然开朗，也想不在官场继续混了，转而开始搞教育。

正巧刚回上海就遇上了南洋公学的罢学事件。蔡元培向闲居在南洋公学附近的马相伯请求创设一所讲授拉丁语、法语和数学的学校，接收这些学生，马相伯欣然同意，也就是震旦学院。

其实蔡元培，包括张元济、李叔同、于右任等大名人都可以算是马相伯的弟子。

当初蔡元培找到马相伯学过拉丁文，马相伯却对他说：“你一个人，又人到中年，学了能有什么用？”言下之意自然是找些年轻人来，以后年轻人才是国之栋梁。

这次蔡元培拉来这么多人，马相伯挺高兴，于是在法国天主教会的协助下，在徐家汇天文台的旧址开办了震旦学院。

震旦出自梵语，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乎。李谕道：“当时着急去武昌见张大人，的确有点仓促。”马相伯说：“我刚刚创建了一所震旦学院，里面的学生不少都知道你的大名，一定要让老朽请你过去做个演讲，不知道能不能卖老朽一个面子？”李谕笑道：“当然没问题。”虽然震旦学院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复旦大学，不过渊源太深，而且此后震旦学院撤销，不少院系还是划到了复旦。

马相伯说：“阁下贵为帝师，又精通科学之道，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之殊荣，我想学生们一定会非常欢迎。”蔡元培也说：“我也把爱国学社的人一并拉来听一下。”

“很好，”马相伯说，

“说不定能为我的学院招点生源。”震旦学院可以算作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今年刚刚开学，才没几个月。

教会现在也没有干涉学校运作。但基督教会两年后就会强行拿下震旦学院，变为教会学校。

那时候马相伯才带着一众学生愤而离校，创办了复旦大学。所谓

“复旦”，便有

“恢复震旦，复兴中华”双重寓意。可见基督教想要在中国传教之困难与失败……改成教会学校都不行。

震旦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人数很少，只有二十人。专业也仅有

“文学”和

“科学”两门。李谕的名头在学校里很响亮，再加上两位校长一起过来，所有二十人外加爱国学社的上百人一起挤到了并不大的震旦学院校园中。

马相伯年龄不小，嗓门也不小：“都安静下！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来的是当朝帝师、科学巨匠李谕先生，得闻先生教诲的机会可不多。今后诸位也当像李谕先生一样，精进学问，名扬四海。”李谕走到众人面前，朗声道：“马校长让我讲点什么，要讲科学显然时间不够，而且今天也不是研讨会。所以我想谈谈面对如此的时代，大家应如何在科学上走出一条路。各位既然有志进入西学的学堂，当然也都明白科学的重要。坚船利炮只是洋人强大的表象，他们的政法以及工业水平才是背后的关键。而决定工业水平的，就是科学水平。我想告诉各位，一旦想要走科学这条路，首先就要知道将会是一条漫长而且曲折的路线。支撑强大工业的科学理论或者说科学门类极为复杂，不仅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耳熟能详的，——它们也仅仅是大门类。各位将来要学的，是其中继续细分的学科，诸如电磁学、结构力学、材料学、制药学等等，专业五花八门，但每一样都很重要。所以这是个综合起来的事情，一个人仅仅能在某一个方向上突破。然后千千万万的人聚集起来才能让科学强大，继而推动工业的强大。这与过往单纯研究经学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大家分散去钻研新东西，而不是都盯着古籍去想古人为什么这么说。科学要的是创新，并不是复古。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不需要去研究经学，只是现在我们缺少科学的人才。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在学初等的数理知识时，务必打好基础，因为这些写在教科书上的都是最最基础的内容。是的，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毫无新意，因为在洋人那边都是中小学知识。洋人既然不怕我们学，就说明只学它们做不了太大的事。你们今后要学的东西，远比教科书上的难百倍千倍，遇到的困难也会数不胜数。但你们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被打得千疮百孔，所以学习再苦，也没有被人骑在脖子上苦。”李谕讲完，蔡元培第一个鼓了掌：“精彩啊，学习再苦，哪能有被人欺压苦。”这句话其实是后世成人教育界挺出名的一句话：吃不了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

这时候李谕稍微改动改动，效果也很好。马相伯当年跟着李鸿章谈判时，见过太多颐指气使的洋人，眼中都要泛出泪花，用力握着拐杖说：“苦！天底下最苦的就是我们！”从南洋公学和爱国学社过来的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其中还包括邹容，他们同样看够了山河破碎，李谕一番话说到了他们心坎里。

“原来想要强大，这么难。”

“这么说，要敌过沙俄，就需要成千上万精通西学的人。我们还做什么义勇队，学到真东西才能赢他们！”李谕就是看了他们拒俄大会上的康慨演讲有感而发，他们都是有点基础的人，游行抗议没问题，但搞义勇队确实有点没必要，真正的功夫最好还是放在求学上。

一群学生要是天天想着当义勇队去和沙俄正规军打仗，那是当炮灰，不明智。

本来这种事就是清廷该做的，如果清廷不做，根源还是出在清廷身上，目标选得也不太准确。

清廷的爱新觉罗们卖国这么多年，已经快把老底卖光了。不想着解决问题，现在倒是拼命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此后他们会极力镇压参与拒俄运动的学生，实在可笑。

人家拒俄也不行，聚个会就以为是闹革命。但李谕这次演讲很成功，靠着名气，很快震旦学院就会蜚声四起，不少学生前来报名。

其中就有此后专门玩革命的：于右任、邵力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