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

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

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

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

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

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

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

如：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

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

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

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

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

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

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

这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

“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

最后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

既然是反对人士，结果很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