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对当时的窑业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还不能确定。

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窑业生产可以稳步发展的时期。

黎朝于1431年(明宣德六年)与明政府建立邦交，1436年(黎朝太宗绍平三年)明英宗册封黎利(黎太祖)的儿子黎太宗，为安南国王，两国关系总算得以稳定。

黎朝进入某种程度的稳定之后，不足2年就生产出了大和八年铭天球瓶。

就作为主纹样的牡丹纹的表现形式而言，这件作品与托普卡比宫殿的天球瓶，大体上属于相同样式的同类器物。

这样的器物，其他地方也发现的有几个。

比如阿尔达比勒庙传世的牡丹纹瓶，也是其中之一。

其他还有霓虹大阪，好像也收藏了一件。

这种东西，当年应该是生产了不少的，比如眼前的四只大盘，其中有一件就是牡丹纹盘。

这一类的器物，较阿尔达比勒庙的，甚至较托普卡比宫殿的天球瓶一类的器物为早。

陈文哲也没想到，他就只是随意闲逛一下，就能发现极具代表性的南越瓷器经典。

而且一发现，还不是一件，而是六件。

不说天球瓶和多角瓶，只是这四件盘子，就很有代表性。

就算是那件不太起眼的青花双鱼纹盘，也很不简单。

这件15世纪的青花双鱼纹盘，口径385厘米,相比其他几件盘子，要稍微小点。

但是其制作工艺，应该是一脉相传。

这件青花大盘沿用了元青花瓷的鱼藻类纹饰，两条鲤鱼回绕式的构图和笔触、釉色，再加上内侧的唐草纹，这与大阪馆藏的双鸟纹盘相似。

同时内侧有以牡丹为中心的唐草纹，牡丹的表现形式多少有些简略，不过与托普卡比天球瓶一类的范例亦有类似之处。

所以，大阪和托普卡比天球瓶一类的器物，制作年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

四件盘子，陈文哲一一细看，除了双鸟、四鸟纹盘、双鱼纹盘之外，另外一件是牡丹纹盘。

这些盘子都是青花，而且都是大盘。

大盘这种容器用于盛汤或装饭菜，是为了适应众人围坐、用自己的勺子同吃一盘饭的伊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生产的。

在输入伊斯世界的海外陶瓷器中，也是特别受钟爱的器种。

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殿和伊朗传世的景镇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等华夏瓷器大盘，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青花，陈文哲十分熟悉，制作大盘他也不陌生。

而对于牡丹纹，他做的更多，只不过原来没有做过青花牡丹，他一般都是做宝石红牡丹，或者是釉里红牡丹。

只不过，眼前的这件青花牡丹纹大盘做的也不错。

这件15世纪青花牡丹纹盘，口径44厘米。

这么大的盘子，制作的还很精美，可见是下了功夫。

这也证明了当时南越的青花瓷烧造工艺，十分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