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老朱曾言：“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为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老朱是说到做到，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四年，十一年间先后分封了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为蕃王，他们的封地遍布边疆及内地的许多主要城市。

靖难之变后，朱棣推行藩禁制度。

藩府成员不农、不工、不士、不商，只能作为宗室享受正治待遇。爵禄也有明确规定，分六个等级，分别是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不具备亲王、郡王头衔的宗藩人员隔代降级，直至第六代都降为奉国中尉。具有亲王、郡王头衔的这类人的嫡长子、长孙都可被册封世子，世孙。

随着对这些宗室藩王的严格管控，高贵的藩王们几乎完全是被圈养了起来，他们不能统兵参政，只能坐食岁禄，“生儿育女”逼迫成了这些人的唯一爱好。

明初，宗室人口统共才一百二十多人，到嘉靖年间，已发展至近三万人。

《明实录》记载，嘉靖三十一年的全国粮食收入是2285万石，但各路藩王当年的消耗却达到853万石，几乎占据了当年全果税粮收入的37%。

嘉靖帝本就是个爱花钱的主，每年让他掏钱养这些宗室藩王，你想他能乐意吗？

“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下部覆议，从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籓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於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

嘉靖四十四年，意识到宗室问题的嘉靖帝出台了《宗藩条例》。宗藩条例中规定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宗室受禄年龄由十岁提高到十五岁，亲王岁减5到2石，并且宗室待遇全部锐减，“三分本色，七分折钞”，于是减到郡王待遇只能领到3石了，实际上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根据《徐光集：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记载，隆庆初年（1568年宗藩总数28人，应发禄米扣除亲王后为832万石，则人均297石，相当于县君的级别，也就是3石/人。

按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县君禄米实领224%，则禄米实发832万石乘以224%等于16876万石，加上亲王禄米合计共1858万石。

185万石，相当于当年明朝2668万石米麦收入的7%。

这样算下来其实还好，老朱制定的藩王“养猪”正策似乎在嘉靖朝得到了根治，其实有个难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藩王的庄田。

明廷一方面赐予宗室大量田地，另一方面允许宗室兼并田产来补贴自己，这些庄田享受免税权，一时成了贪官污吏上下起手的重灾区。

这些田地由于是地方官吏控制和征收。每亩地地方官一般可征收得3到5两银子，但只交给藩王15至3两，地租收入绝大部分都被这些文官和当地大地主豪强们给瓜分了。例如万历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有封地2万顷（即2万亩，但实际每年只能得到转交的银子4万两。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有4万顷（即4万亩，是所有藩王中最多的，但每年总共也只能得到6万两银子。

宋洲对明朝藩王“养猪”正策的批判，不光针对藩府成员，还有其寄生于宗番制度上的寄生虫，可以说是无差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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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个攻讦核心——对明朝贪官污吏的讽刺。宋洲笔杆子们首次以一个杜撰架空的故事，将主角黄世郎如何攀附权贵，寄生朝堂，如何陷害同僚，置对手死地而后快，同时结党营私，贪赃纳贿，写得是绘声绘色，其中一些官场的秘闻描绘的大胆且直白，让人看过，欲罢不能。

在明朝众多读者中，有一位仁兄初读此故事，就觉得有些眼熟，其中因病辞官，为地方修志的经历，就像是在说他自己。

这位仁兄不是旁人，正是在金陵城任吏部尚书的严嵩。

“老爷，这是最新分发的小报！”管家从轿帘处将几张泛黄的纸递了进去。

严嵩接过，瞟了眼内容，询问道：“衙门查了这么久，难道还没查清是谁在散发这些民间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