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德随即票拟，“责有司核实查办。”这份票拟拿出去，不管是谁都说不出一个“不”字，有人告官员贪腐，有司查办自然是对的。
要是不让人查办核实，那才叫徇私枉法。
左右是张居正不承认的学生，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写好票拟，魏广德不由得洒然一笑，当初小皇帝朱翊钧要重重处罚刘台，结果张居正还为他上疏求情。
感情怕是早就有了打算，算后账，只不过在朝堂上做出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而已。
想是这么想，可毕竟奏疏落在自己手里，张居正知不知道也还两说。
也不排除是张学颜为了向张居正讨好，故意“栽赃”刘台。
反正魏广德是不可能拿着张学颜的奏疏去找张居正求谋的，那样就显得他太不懂事了。
避嫌都来不及，谁还会上杆子凑上来。
不过，这件事儿倒是让魏广德想起早年间那桩辽王被废的案子。
魏广德当初刚从案牍中出来，结束了抄录《永乐大典》的事儿，还是个官场新丁。
当初朝廷废了辽王朱宪，圈禁凤阳高墙之下，当时魏广德也是听说了此事好像涉及到张居正。
依稀记得，张居正的十大罪里，貌似就有辽王被废一事，认为是他欺压宗室的罪证。
没来由的，魏广德忽然对此案产生了兴趣，也想要一探究竟。
于是，魏广德对外喊道：“芦布，进来。”
“老爷。”
魏广德刚喊完，芦布就听见走进值房。
“你过来，我有事儿吩咐你。”
魏广德压低声音说道。
芦布微愣，随即快步过来躬身站在一侧。
魏广德在他耳边一阵耳语，芦布先是脸上一阵惊骇，随即才点点头。
这个事儿是陈年旧案，本没什么大事儿，可毕竟涉及宗藩。
最关键的还是，魏广德一提起这事儿，芦布自然就想到当年的传闻。
从嘉靖到隆庆，处罚的藩王可就那么几位。
第二天，魏广德值房的案头上，就摆上了关于辽王朱宪一案的所有卷宗。
抄录肯定是来不及的，是芦布找人偷偷把文档拿出来，反正魏广德看完以后就会送回去，神不知鬼不觉。
要真找人抄录，难免需要找外人，暴露的风险更大。
一晚上，魏广德就看完了全部卷宗，第二天就转交给芦布，让他送回去。
反正，魏广德翻完全部卷宗，可以肯定的就是，辽王朱宪的罪证确凿，丝毫看不出张居正其中有过什么首尾。
毕竟从头到尾都不是张居正负责的案子，他或许和问案官员认识，影响到一些判断，但整个案子完全看不到张居正在其中有什么瓜葛。
辽王朱宪和大明其他藩王一样，在封地犯下所有藩王都爱犯的毛病。
嘉靖年间为了讨好嘉靖帝，所以他自己也跑去修炼，习得一些邪魔巫术，曾以欲得“有生气”的人头，令校尉施友义将醉卧街头的居民顾长保头颅割取，荆州举城惊视。
这个事儿当时闹的极大，可谓满城皆知。
其他诸如强占房屋、田地，强抢民女和少男也是屡见不鲜，当然也少不得豢养一些男宠。
当然，这在大明朝的其他藩王府邸里，类似的行为其实也不少，地方官府对此多是毫无办法，只能尽可能和王府长史商量着解决。
对魏广德来说，也就是对藩王豢养男宠这种事儿比较反感。
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好男风者，只不过大多还都是有妻室的，毕竟在古人的观念里，没有后代是万万不行的。
并且对于这种行为，古代还有比我们更为雅致的称呼，比如断袖分桃之癖，龙阳之好等等。
关于喜好男风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几千年来虽然各朝各代都有。
《战国策·魏策》中有记载：对曰：“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霓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
这是记载魏王和一个叫龙阳的男子之间的故事，龙阳是谁，史料里没有记载，不过他被魏王封为“龙阳君”，也算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后世把这种行为称为“龙阳之好”，其实就来源于此。
魏王和一名叫龙阳的男子俩人相爱，感情颇深，由此开始了这段对话，因此龙阳之癖后来便被用来形容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
还有两个形容词分别是“断袖“和“分桃“，“断袖”说的是汉哀帝刘欣和董贤，而“分桃“说的是宋朝卫灵公与弥子瑕之间的故事。
至于明朝时期的男风之好，可以说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对此皆是趋之若鹜，俨然成了一种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而且，做为重要的统治阶层，士大夫之间流行的男风之好，并且此风还被普遍接受，同时还将此视为风流韵事津津乐道，乐在其中。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众多文人学士跳出来指责程朱理学的虚伪和丑恶。
何尝不是因为程朱理学的兴起，不仅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对于男性同样是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这种理念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极度束缚，所谓物极必反，压抑到极致就是极端的反弹，只不过士人们的反弹过于激烈了一些。
到了大明朝中后期，男风盛行与江南，甚至在明末时，南方士子还在争做女子打扮。
对此，魏广德也是没什么办法。
好此风者，多为家境殷实人家，也就是士绅家族，就算想要扭转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想到这多少算个人私事，魏广德自然更不去过问。
他这边把此事抛在脑后，不过他票拟的奏疏终于还是在司礼监批红后下发都察院时被人注意到，很快就传遍了京城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