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

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起居注》的重视度被提高，记录皇帝在祭祀、孝道、国政方面的“高大光辉”流传世人，也就是皇帝做表率。

不过，就在《起居注》或能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历史进入唐朝，而大唐在立国初期就爆发了一件大事儿，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篡位的丑事。

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日记”，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李世民也是煞费苦心，营造出一种被迫自保的形势。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是“玄武门之变”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污点。

之后的皇帝又纷纷不待见《起居注》了，因为李世民为《起居注》扬名，结果却是遭到读书人唾弃。

两宋时期，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记录成文后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后才能送入国史馆存档。

而且新皇登基后，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检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惯例。

明朝承袭前朝旧事，在立国之前已经设立了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起居注的品秩在短短六个月内被两次降低，这可能表明当时明太祖对起居注一职已经有了不满，并在考虑其废存问题。

随后，起居注被废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废置起居注的时间并不长，四年后，即洪武十四年，起居注再次被复置，但是不久又被废止。

不过之后很长一顿时间里，明朝就再没重设起居注官，自然也没有明朝皇帝的《起居注》。

之后在弘治后期，明孝宗同意复设起居注官，记载起居注。

但是在不久明孝宗死后，正德皇帝又被起居注官这个职位给废止了。

嘉靖十一年的时候，翰林学士寥道南又请求复设起居注，让翰林来兼职，嘉靖皇帝倒是答应了。

但不久后，嘉靖皇帝就躲进后宫开始修道，翰林官自然不敢随便跑到后宫去见嘉靖皇帝，自然也没法记载他的日常和处置政务的言谈。

到这个时候，虽然翰林院名义上负责皇帝《起居注》的编撰，但实际上名存实亡，根本就只能搜集各部章奏编撰所谓的《起居注》。

“叔大兄，此事是宫里的意思还是.”

魏广德盯着张居正，片刻后才问道。

“是我的意思。”

张居正很光棍，直接答道，“年初陛下享太庙，我就注意到了，陛下身旁竟没有翰林充当起居注官。”

万历皇帝朱翊钧自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即位两年多年来，一直都是遣官代祭列祖列宗。

至万历三年正月初七日，他十三岁时才第一次亲享太庙，但此后至去世为止，他亦很少亲享太庙。

或许是冥冥中的定数，此时张居正已经担忧起这事儿。

不过进了魏广德耳中，却是颇不以为然。

小皇帝年幼，自然少去亲祀，以后大了自然每年都会去了。

“可以奏请此事，但还是让宫里定夺吧。”

魏广德知道起居注不受皇帝待见，现在朱翊钧年幼，许多东西还不清楚。

以后大了，知道虚实，怕就是另一个态度了。

“今日找二位，就是我草拟了章程，想请二位斧正。”

张居正说的斧正，其实就是让他们也署名的意思。

内阁阁臣都同意，宫里自然很难坚决反对。

不算逼宫，但这个态度亮出来，自然就要宫里人好好想想。

魏广德看了眼还在思考的吕调阳，笑道：“可，不知叔大兄还有其他什么事儿？”

张居正第一件事儿要是就否了，脸上怕是不好看。

自是奏请，魏广德不认为是多大的事儿，也懒得计较什么。

张居正也没有问吕调阳的意见，因为在魏广德说话后，吕调阳只是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

“第二件就是南京之事，二公当知道，南京六部清闲，先朝常以一人兼掌部之职。

吏部来说，南京六部尚书侍郎多有空缺，当如何补？”

张居正又说道。

魏广德看了眼张居正一眼，其实他已经把态度亮出来了，先朝旧例，还让他怎么说。

不过南京六部确实没太多事儿，真正的大事儿都是飞报京城。

南京那边的衙门，有个尚书或者侍郎，确实已经可以处理公务了。

“叔大兄的意思是，南京缺员，非紧要不必推补？”

魏广德试探问道。

张居正点点头，算是表达了他的意见。

魏广德想想也明白，张居正是在南京给一些人留下位置。

好吧，朝中有反对他的人，就可以直接去南京，那边空位置多，还能升官儿。

要是早早就补满，还不一定有位置给他们。

“和卿兄意下如何？”

魏广德这次没有表态，而是看向吕调阳，询问他的意见。

这就是他这个次辅，上面有个张居正，下面还有个吕调阳，他在中间也得两头兼顾。

不能大事小情就他和张居正商量，把人家视为无物。

“南京职务轻简，要说没什么，可若定下此制，不知外面人会如何评论。”

吕调阳显然有点摇摆，即认为不是大事儿，可也不敢下定决心，担心因此被人诟病。

南京的官场，其实比后世人想得要麻烦的多，也是最容易闹事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