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德在崩山堡粗茶淡饭混日子，不是说他不孝顺，毕竟来自后世，那时候的一些习惯和意识依旧占据着他的想法，所以对丁忧这事儿打心底是颇不以为然。

有这些想法，并不代表他就能把话说出来，只能憋在心里，尽量找点事儿给自己做，好消磨时间。

他可不知道在京城最后的盟友此时已经被高拱、张居正逼到绝路上了。

现在的高拱，已经成为内阁真正的首辅，李春芳乞归奏疏已经在上个月被隆庆皇帝批红，这会儿应该还在回老家的路上。

而顺次递补，张居正成为次辅，而殷士谵依旧是辅臣。

这样的排位，足够把殷士谵压得死死的，让他在内阁失去了全部话语权。

当初能够在内阁呼风唤雨，那是因为首辅李春芳不怎么理事，又有次辅陈以勤和魏广德帮忙，自然让他在内阁话语权大增，而现在的变化，巨大的落差让殷士谵一时就有些适应不来。

为此，他对高拱的仇恨更甚，在内阁议事时，经常因为政见不和与高拱、张居正发生争议。

当然，最后的输家依旧是他，不过他却没发觉自己的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在为反对而反对，却好似找到乐趣般，想法设法给高拱拆台。

他乐此不疲，却让高拱和张居正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欲除之而后快。

虽然高拱和张居正也是面和心不合，可毕竟他们行事还是先从公心上考虑，那就是为国解忧。

现在殷士谵在阁议中的发言，大多都是赌气式的和高拱争议，打擂台，自然让他们心生不满。

实际上，在内阁这些变化中，张居正其实是走了一步臭棋。

如果是魏广德站在他的角度，很大概率上除了根本性的朝政会坚持己见，和高拱站在一起，对一些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影响不大的政务，或许他就是调头支持殷士谵。

现在内阁三人，其实代表着三股势力，维持住这样的局面，对于张居正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以次辅的身份在其中周旋，左右逢源，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他没有，而是按照本心，却无形中加大了内阁的分裂，直到他和高拱都坐不住了。

当然，或许张居正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考虑到高拱自任首辅后，唯我独尊，容不得别人的半点不同意见。

作为次辅的张居正，感觉到高拱的权力欲望太过强烈，很难与他共事，更多时候沉默不语，明知道高拱不对的地方，也不敢指出来罢了。

而他的沉默，就被殷士谵看成张居正支持高拱的表现，把本该在这个时候联合起来的两个人给分开。

“工部商议了给事中李贵和提议在山东地区开凿一条新水道的奏议，觉得开挖新河把胶河和莱河连通起来是可行的。

若是胶莱运河完成，则黄河水患之时，漕船可在淮安出海，沿海岸线驾船走胶莱运河，避开黄河水道，从天津入内河直抵通州。

今日召集大家，就是说说此事。”

高拱坐在首辅位置上，看着旁边的张居正和下首的殷士谵，说明此次开会的原因。

“我先表个态，我是很支持李贵和的建议的，黄河这几年连年泛滥，朝廷花费巨资维护，可决口依旧，漕运几近断绝。

按照工部的测算，两年完工，就可以保证通州粮仓在耗尽存粮前，江南漕粮可以安全抵达通州。

此事，不能拖。”

高拱这么说，其实就已经摆明了车马炮，他已经决定要开凿新河道，避开黄河。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张居正听见高拱这么说，心中有些发恼却不好表现出来，高拱就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着。

他这次依旧是默不作声，只是在高拱话语落下之时“习惯”性点点头。

不过辅臣殷士谵此时却是皱起眉头，李贵和的建议他早前也看过奏议，为此还找了工部的人咨询可行性。

工部熟悉水情的主事告诉他的是，此项建议其实元朝时就有人提出过，不过最后没有开工，因为派去勘察河道的官员回来后表示，水道地形复杂，很难开凿。

同时，山东境内河道，不管是胶河还是莱河，水量都偏小，没有外水，工程又耗资巨大，建成后可能因水量达不到而不能通航，实际意义不大，劳民伤财。

有元朝的前车之鉴，殷士谵自然深以为然。

其实，要说要航运，元朝确实比明朝要高明许多，最起码元朝就是发展海运为主而不是走运河，每年因为海难造成的损失虽然也有，但是却和走河道造成的损失差不多，算是可以接受的损失。

但是到了明朝，一味强调海运不安全，却没看到其实走运河依旧有沉船的风险，殊为不智。

殷士谵自以为有了这个消息，所以在高拱表态后，他马上也提出了反对。

“首辅大人，李贵和的建议我也知道，先不说开凿新河需要的海量银钱，朝廷现在能不能够负担的起，就说这运河之水，但就胶河和莱河的水量，怕是不能保证运河同航的水量。

届时，势必还要开凿引水渠引入周边大河之水，这岂不是又把新河与黄河联通？

届时黄河泛滥之时，怕是黄沙又会淤堵新河道。

我看这事儿，其实就是劳民伤财，还是不要做为好。”

殷士谵开口就直接否定了高拱的意见，自然让高拱不悦。

其实关于河道水量的问题，在工部研究时就有过争议，一些人觉得建议很好，水量其实应该够用，元朝之所以没建，那是因为那时候元朝朝廷腐败，官府没钱办成这事儿。

开凿新河道，特别是在那个地形复杂的地方开挖新河，投入巨大，要是因为没钱为继，搞成烂尾项目，那损失才叫人心疼。

而且在元朝考虑此事时，其实已经是元末，因为黄河水患的影响，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这个花费巨大的项目从提出到束之高阁不过是短短数月时间罢了，元朝朝廷并没有派人反复认真勘察地形，因为那时候的财政已经转向平叛的军费开支，根本拿不出钱财处理此事。

和高拱交谈的人，当然刚好就和殷士谵咨询的主事意见相左。

一个认为水量不成问题，最主要影响效果的还是朝廷是否有充足的财政保证开挖新河工程的按时完工，而另一人不仅认为朝廷没钱完成新河道开挖，也因为开挖后可能存在水量不足难以行船的理由，进而坚决反对此工程。

因为两个人咨询的工部主事意见不同，所以虽然在禀报此事时也说了工部内部的争论，但都因为他们本身的立场而很轻易的几句话带过，自然就没有引起高拱和殷士谵的重视，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而已。

张居正的情况也和他们类似，他也听说了工部的争论，而且也知道朱衡为此已经派人去山东勘察地形，实际上工部并未就此事有部议出来。

至于高拱口中工部认为开凿新河道可行，其实只是工部参与商议的官员，大部分选择支持开挖新河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