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响了一片掌声，虽然不是很热烈，但也不是很稀疏。之后会议室里又响起了一片沙沙沙的翻纸声，大家似乎都在认真地读着郭拙诚撰写的汇报材料。

这时，关应杰紧盯资料的眼睛从纸面上抬起来，很随意地扫了台下的众人一眼，看到有一个人抬起头，就不为人知地递过去一个神色，然后低下头再看资料。

那个台下与关应杰进行了短暂交流的人明显有点犹豫，但当关应杰不满地再次抬头看向他时时，那个人出声说道：“郭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郭拙诚抬起头，微笑着看着他，说道：“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不要用什么您啊什么的，有问题你就问，你是高临县县委书记朱赞慰吧？请说。”

朱赞慰脸上一阵慌乱，但毕竟是老干部，很快就稳住了神，说道：“请问郭主任，如果当地农民强行阻工怎么办？特别是他们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而投资商又不愿意支付相关费用，我们政府将按照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可回避，将来肯定有这种事情出现，这也是政府在拆迁征地中最常见、最头痛的问题。

听了朱赞慰的话，干部们都纷纷议论起来，一个个看着郭拙诚。

朱赞慰见大家都认同自己的话，声调高了不少，又说道：“这种事情开始的时候也许容易，被征地的农民只是单纯地要求自己能赔偿多一点的钱，但只要我们和投资商满足了某一户稍微过分的要求，其他农民就可能效仿得了好处的这家农民，一样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要求高的赔偿，有的还会摆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而阻止征收，甚至那些已经答应征地拆迁的农民也可能会反悔，一句俗话说得好，那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问题会越扯越难办。

还有就是一些具体情况也难办，打一个比方，我们征一块果园，按我们的习惯做法就是一次性补助二到三年的平均水果收入，或者在其他地方给他家一块地进行补偿。但如果农民说他的水果树改良了，水果正在年年增加，他认为我们按平均收入来补偿不公平，而我们又怎么处理？”

前面的话还说得有点理由，后面的举例则有点无厘头了，纯粹有点欺负郭拙诚没农村工作经验。显然他是受到了周围同事的鼓舞和关应杰眼神的怂恿才这么说的。

对于征地拆迁，郭拙诚早有准备，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征地拆迁的难度非常小，除了自留地，农民还没有将承包的土地看成是自己的财产，还认为那是公家的，如果政府能给他们补偿，能在其他地方划一块地给他们，他们一般不会说什么，只会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安排。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刺头农民，但他们终究是少数，只要政府方面强硬一些，问题很容易解决。

郭拙诚是重生的人，对现在老实的农民抱有同情，他甚至希望能大大提高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因为他们与前世的那些农民相比，获得的好处真是太少。前世很多农民特别是郊区的农民因为征地而发财，不但有好几套住房，还有数百万存款，征地之后啥事不做也能高高兴兴地过两辈子。有一则新闻里说有一个流浪汉被救济站送回家之后，他的户头上因而拆迁而有七百多万存款！七百万也许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郭拙诚不是嫉妒他们，前世作为市长的他还不至于看重那几百万元，他只是替现在的农民不值而已，现在的农民能得到几百元的补偿就不错了。

但是，作为公署的一把手，郭拙诚又不能肆意开这个口子，因为现在的征地拆迁是一个标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程需要征地、需要拆迁，一旦将农民的期望值提得太高，不但影响将来的征地拆迁工作，增加工程项目的成本，同时也会引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会造成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毕竟现在万元户还不多，除了异军突起的军工厂，其他单位和部门都还是可怜兮兮的工资收入。

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能以前世的标准作为现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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