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
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其中讲学,吸引了很多学子前来。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当时的大明朝廷已经腐朽不堪,各地官商勾结对百姓们进行压榨。
全国各地时不时就有暴动发生,朝廷对此除了武力镇压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
武力镇压虽然平息了暴乱,但是也让百姓们对朝廷和勾结朝廷的奸商们更加的仇恨了。
社会矛盾也更加的尖锐了。
就在这个时候,东林人士站了出来。
他们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早就饱受朝廷苛捐杂税剥削和奸商富户们压迫的百姓们开始倒向了提倡公正的东林学子们。
一时间,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街头百姓,都对东林人士进行声援。
同样的,朝堂之上也出现了东林人士们的声音。
朝堂之上的东林人士们有的是真的为了公理而出声,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出来。
更多的还是后者。
因为这些号称东林人士的大部分都是江南的官僚。
而朝廷当时在江南一带的富庶地方收税又是最重的。
所以,他们站出来要求减免税收,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免自己或者是自己背后家族的税收。
但东林人士的这些意见和声音,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宦官集团代表就是皇室利益。
而东林人士要求减免赋税,其实动的就是皇室的利益,减少了国库的收入。
而他们抨击官吏腐败,也是在打朝廷的脸。
不就是在说朝廷管理无方,到处都是贪官污吏么。
说白了,官宦和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就是皇权和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矛盾。
宦官集团和东林党之间因政见分歧逐渐发展演变,形成了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早在先前的天启年间,朝堂上面的大部分官员都或多或少的和东林党有关连。
直到魏忠贤的出现,东林党才遭受到了彻底的打压。
横行朝堂的东林党被魏忠贤一个人给压的死死的,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
在魏忠贤出现的时候,大明朝廷上下罕见的出现了统一。
是的,你没看错。
大明朝廷居然被一个太监给统一了。
就连朱元璋当年都办不到的事情,就连当年朱元璋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朝堂之上都要有不同的声音。
到魏忠贤这里居然就办成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朝廷上下就只有魏忠贤一个人的声音。
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
一旦魏忠贤发布了什么命令,朝廷上下所有人都无条件的去照办了。
魏忠贤所在的时期,大明朝廷的办事效率居然出奇的高。
东林党虽然受到了魏忠贤的迫害,但其实东林党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东林党得势的时候,不断地排挤朝堂之上不属于东林党的官员。
导致大明朝堂一度以东林党为尊,不能有其他的声音出现。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一旦某个官员或者说某个群体能够脱离于皇权而掌控朝堂的话,那说明皇权就受到了威胁了。
而且东林党势大之时,对于百姓民生并没有做什么好事。
他们虽然口口声声的喊着公正廉明、喊着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
但是当他们自己上台了之后,做的依然是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
对官员用人唯亲,重用自己派系的人。
对朝廷的政令区别对待,如果是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就会拖延,如果是打压异己的就雷霆出手。
对百姓民生,更是贪得无厌、中饱私囊。
明朝末期,小冰河时期,天灾不断。
大明朝廷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祸,很多百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
而大明朝廷的国库又是空虚不已,根本就没有银子和粮食能够拿出来赈灾。
不少官员提出的赈灾事宜都被东林党人士给阻拦了下来。
因为一旦赈灾,朝廷就肯定会让他们这些官员们募捐,甚至会克扣他们的俸禄而用来赈灾。
根据统计,被东林党人士给阻拦下来的赈灾一共高达五百六十三次。
东林党代表江浙商人、地主豪强的利益。
所以他们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
取消、降低东南方向的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等。
而这些赋税收入,本是大明王朝的国力根本、才是大明王朝国库赖以生存的存在。
要知道,种地能够赚几个钱。
而且那个时候还碰上了连年天灾,能够不饿死就不错了,哪还有粮食用来缴税呢。
但是江南地方的富商们就不一样了。
江南地区向来都是鱼米之乡,而且那边手工业发达,农业根本就不知支柱产业。
不管是工商业还是手工业或者是矿业等,在江南地区都是极为发达的。
并且江南地区有海上贸易,始终都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高额赋税。
当时,江南地区的工商税和盐铁税、贸易税等税收,是大明王朝所有税收里面的大半。
甚至可以说,富庶的江南地区养活了大明朝廷。
而代表江南地区的东林党人士却要求朝廷减少、甚至是减免对江南地区的赋税。
因为东林党人士要么有自己的家族在江南,要么就是和江南地区的富商相勾结。
朝廷对江南征重税,就等于是在减少这些东林党人士们的利益。
而一旦朝廷对江南地区减少赋税,那他们的利益就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