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穿着一身远东政府军的军官制服，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在他身前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洪洪人流，而此时的朱可夫制服上的领章已经由最初的上尉变成了中校。

现在，他是劳改军团的第二团团长，据说上面已经打算提拔他为上校了，甚至还准备让他担任副师长的职务。命运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朱可夫想都没有想到他会在敌人的阵营里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爬到了比之前更高的职务，这不能不是一种讽刺。

其实，从被应征入劳改军团的那一刻起，朱可夫就一直没有打消逃跑的念头。但阴差阳错，他这个“被布尔什维克所迫害的原红军军官”在一群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新兵群中是如此显眼。虽然朱可夫已经极度使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无论行止都刻意让自己普通一些。但严格的军人生涯，一些习惯是怎么样都改变不了的，他的脱颖而出是也必然的结果。

被任命为连长，朱可夫和他的“战友们”很快就被派往了前线，参加了谢罗夫战役。在和谢罗夫守军的战斗中，无论朱可夫内心是怎么想的，但在残酷的战争中首要是打败对手，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朱可夫的指挥下，他的连队总能比别的连队取得更好的战绩，而且伤亡也轻得多。这样一来，朱可夫不被重视才奇怪呢，由于战功，在参加谢罗夫战役不久后他就被提拔成了副营长，随后又升迁为营长、副团长……。等到谢罗夫战役结束，哭笑不得的朱可夫居然坐上了主力团的团长职务，甚至还有机会更进一步。

在战斗过程中，朱可夫不是没想过逃跑，可从来没有找到机会。作为军官。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单独行动，何况就算他能跑到对面阵地，很大的可能就是根本没机会表示自己的身份就被射杀。

除此之外，朱可夫还有另一阵顾虑，那就是他根本无法解释现在的情况。以他对苏维埃的了解，就算他回到红军队伍里等待他的不会是鲜花和赞扬。反而会是严厉的审讯和烤问。身份的变换和战局的进展，使得朱可夫内心痛苦不己，作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痛恨侵略军。而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对现在的战友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怜悯。

劳改军团和普通的军团不一样，这支军团的骨干几乎都是由劳改犯组成的。无论和中国人的军团或者是远东政府军甚至所谓的解放军相比，他们每天在训练、战斗、进食、休息、行军之外还有一个其它军团所没有的习惯，那就是凑在一起破口大骂斯大林这个屠夫，咒骂斯大林这个魔鬼和他的苏维埃政府统统下地狱。

这种咒骂方式往往让朱可夫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他在红军队伍中的组织生活，甚至比由指导员和政治委员的组织生活更加厉害，因为这根本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内或者上级安排的，相反完全出自于士兵包括军官们的内心。

只要一空下来，无论是营地还是在战壕，都会有人开始这种咒骂，而且一旦有人起头，马上就会引来更多的人参与。看着大家咬牙切齿。恨不能把斯大林撕成碎片的表情，朱可夫这时候是参与不好。不参与也不行，为了不暴露真正身份，他只能附和着骂上几句。

时间久了，朱可夫对之前的世界观在不自觉的情况也渐渐发生了改变。在大家咒骂布尔什维克党，咒骂斯大林和这该死的苏维埃时，许多人都会联想到自己或者亲友的惨状而泪流满面。起初。朱可夫对于这些人内心是鄙视的，因为他觉得投入劳改营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人，而英明神武的斯大林同志是绝对不可能犯错误的。可一件又一件事实渐渐令他推翻了起初的看法，因为从许多人的述说中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大多数仅仅是普通人，甚至是一些很善良的人。

往往因为出身不好。要么就是在公众场合一句话说错，或者是受了别人的牵连就被全家投入劳改营折磨至死。甚至有些人连怎么进劳改营的都莫名其妙，前一天还是幸福的普通家庭，后一天就成了被改造的囚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还在吃奶的孩子，谁都无法逃脱。

上级对于劳改军团的这种奇怪行为并没制止，相反还默许和鼓励，因为指挥官发现，每当经过这种形式的“批判”后，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会上升，并起到极好的鼓舞士气作用。

后世8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于一种特殊的情况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现在的朱可夫或许就成了这个特殊人群中的第一人。长期在劳改军团，耳闻目睹之下他潜意识中居然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某些想法，甚至在谢罗夫战役结束后的某天，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逃离机会。可在最后，朱可夫自己也想不到为什么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留在了劳改军团中，从科学角度来看，或许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原因吧。

陆建章的军团主动后撤，使得莫斯科守军和伏龙芝的三个方面军顺利汇合，从而莫斯科的兵力大增，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转变。

为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陆建章部由进攻转为防守，而此时的斯大林豪气万丈，打算趁重兵在手的机会发起猛烈反击。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中俄联军加紧调遣兵力，朱可夫所在的劳改军团也随之行动，快速向维亚兹尼基增援。

“格奥尔吉中校，将军阁下叫您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