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之于季，则不如昭公也。昭公弗忍，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国殉之。志愈狂，祸愈昌矣。
季孙之于君，又不如赵鞅也。鞅下吴、楚以仅保晋，肥挑吴、齐以亟残鲁。保晋则犹有晋，残鲁则欲无鲁。保晋而小人誉，君子不能诘；残鲁则国人怨，邻国有词。鞅终得晋，而季终失鲁。虽均盗与，其成败也亦因之乎得失也。竞愈粗，情愈毒，志愈诡，迹愈廋，为谋愈下。
施及战国，田文、周最、韩朋、黄歇之徒，行贾诈于君，以内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己利一，歆然以为奇秘之府。通人视之，虫豸之营也。宵虑之，旦趋之，芒芒然相驱以即于毙，不亦哀夫！
十四
入其国，毁其庙社，绝其世，不有其国，目之曰“灭”，均之乎有其国也。有其国，其世不绝，亦目之曰“灭”，均之乎绝其世也。楚人溃萧，萧地入宋，《书》曰：“楚子灭萧。”继此而萧遂绝矣。郑已得许，许复见《经》，书曰：“郑游速灭许。”许地已蕴于郑，楚复封之他壤，非故许矣。齐、郑入许，地蕴于郑，犹游速也。仅书“入”者，许叔之返，返其故许也。
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犹之萧也，仅书“入”者，曹因而亡，宋未疆曹也。故《春秋》之立义精矣。精斯严，严斯辨，辨斯恕。严以恕，仁义在己，而以诛天下于仁义，无有铢累不施权衡，道乃建于天下而无穷。
不得之仁，求之于义，义未戕者，犹冀其仁之动焉，不得于义，求之于仁，仁未椓者，犹留以待他日之为义者焉。宋不兼曹之地，郑庄不殄许之嗣。
恕以求之，圣人所以全天下于仁义也。至不仁者，义未戕而固非其义，势不便也，勿使托于义以免；至不义者，苟免于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托于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萧，许胤在楚而郑不敢问，推其心而无可免，圣人所以正仁义于天下也。
全天下于仁义，而仁义不绝于天下；正仁义于天下，而天下不诡于仁义。虽已毁人之庙社，而仁义犹不绝者，性也。君子所谓性，善体天下而登之也。
犹未有其国，绝其世，而不可使诡于仁义者，下愚之固于为恶，力穷而心不衰。不可使诡也，命也。受命有贞淫，而下愚不移，圣人弗假之以贼道也。圣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于圣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辞焉，有圣人之辞焉。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十五
善利之间，舜、跖之差，舍心以言迹也不得。虽然，亦无难知者也。心之所系，迹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久矣。”君子谓其不知道也。鲁哀公入邾，以邾子益来，齐人取罐、阐；归益于邾，齐人归罐、阐。
以迹言之，两相释，两相改，善之徒也。乃即其迹而言之，两跖之相为往复，亦不待叩心而知矣。此眈眈于邾，彼逐逐于邑，虽欲谓非两跖之相劫也不能。
此失罐及阐，旋归益于邾；彼见益之归，遽归罐及阐。如筑气于革囊，一泄而枵然皆尽，即欲谓非两跖之相慑而相昵也，亦不能矣。何也？
跖之所为动者，利焉耳。鲁不道而入邾，齐无必讨之责，或以其琐琐姻亚而为之起与，既非义矣，其相报也，置邾而亟兼罐、阐，无以酬邾人之望而不恤。是则鲁得邾而齐得罐、阐，浸假不归邾子，而齐尤为之志满也。贸他人之国以偿利于己，琐琐之姻亚固非齐所急矣。
鲁之入邾，吴兵渐至，宁盟城下而不释，旦失罐、阐而夕归其君，知邾之新集，不如罐、阐之固有也。虽知得邾不如罐、阐，无宁少待以示不即劫于齐邪，而鲁抑又不能。非不能待也，以利行者，唾之不舍，挞之不置，覆得不利而疾熸，其心所素喻者既已专也。
故如手足之捍头目，无须臾之势矣。于是而齐遂以罐、阐归之齐，亦不能姑待也。
非不能待也，鲁返益于邾，齐以遂丧其所据，初不期鲁之释邾，以必求之于罐、阐，以名激，以实应，出于其所不虑，如吹狸耳而不能自保其所嗛也。
春秋诸侯之不以利为兵好者鲜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惴，疾以利迁，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春秋》所书者迹也。而仓遽卞躁堕谋丧志之情，并其隐而绘之。是以天下无不迹之心，无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况于利人乎？
利人者，无不遽也，无不躁也，谋无可沉而志无可守者也。跖之为跖，此而已矣。故望而知其为舜之徒者，无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拟之而以言，议之而以动，知其为善之致矣；望而知其为跖之徒者，无他，得之也惊，失之也惊，俄然而长，俄然而消，知其为利之迷矣。善利或隐于心，静躁必应于迹，岂难知哉！
十六
获者，不善之辞也。公羊氏云：“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斯其得于传者不妄也。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尧、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凤不至，图不出，麟见获，圣人无征以兴百王之道，圣人之所谓穷也。
《春秋》之作，本鲁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鲁史者，鲁足征焉耳。明王道者必有征，行王道者必有征。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言承尧也。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太王、王季也。
圣人无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无所绍。无所绍而始有为，有为而尚或不信从，始有忧。夫子承鲁史作《春秋》，所绍者已非尧之绪，太王、王季之基，则有为而有忧矣。有为有忧，圣人所不吝也。
有为，故退时人之所誉，进时人之所毁，予时人之所诎，夺时人之所信；有忧，故先事而惧，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惭心而为之讳，王道乃明。
顾圣人之忧而有为也，必事之尚可忧而措之为也。五伯之事，鲁史之文，得圣人而为之，即事而疾变于王道。韩起观《春秋》而赞之，以其近乎王也。
近王，则变之也易矣。道托文以传，文不足以传道，不可以为圣人之征。文因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则圣人虽征之而不可以有为。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绝笔也久矣。鲁之会楚，史犹为之讳也，楚之先晋，史犹内晋而长之也，是天下犹有耻也。齐桓之兴，天下无特会，晋文之兴，天下无特伐，是天下犹有统也。
未有伯，天下之争折中于齐、鲁；既有伯，天下之争折中于伯，是天下犹有与也。臣逆而弑，贼不逸讨，国乱而大夫杀，犹假于法，是天下犹有名也。有耻则可劝，有统则可理，有与则可与，有名则可正。耻不竞，统不壹，与不亲，名不审，圣人之所忧，犹可为之忧也。
卫盗杀君兄，蔡盗杀君，陈盗杀执政，天下移于盗而无名矣。宋、郑相伐相取，俘杀无度，而邻国无与折中，天下散于战而无与矣。特相盟而背之无禁，特相伐而执私怨以为词。晋食北，楚食南，秦食西，吴、越猝胜以相食于江东，天下析为五，分而无统矣。
吴先晋，而鲁不为存其名；鲁会吴，而公不以为讳，天下甘于戴吴而无耻矣。天下师师不知其正，鲁史无藉以善其文。鲁史无善文，革之则疑，因之则妄，圣人无征以存其道。故夫子立乎获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旧文，立新法，谓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犹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鲁史而征之，道犹可明也。
断之二百四十二年，励其不竞，收其不壹，洽其不亲，定其不审，封建之宇宙可维，百王之常道不远，圣人之道未穷，圣人不欲已也。事不足以善文，文不足以传道，忧之则已伤，为之则无所承，人理殚于下，天道迁于上，东孛出，麟见于西郊而被获，然后圣人信其已穷，而决谓百王道终于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穷，后乎中国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没，圣人不复作。天固不忧，而无欲为于中国之心。夫子之泣，岂徒然哉！
夫百王之道，中国之统，有三纪焉：人纪者，井田、封建之所准也；天纪者，凤、麟、河《图》之所诏也；地纪者，中国夷狄之所限也。获麟，天纪之衰也。更四百余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铲，封建灭，人纪乱矣。
更四百余年，而胡氐、羌狄、鲜卑十有六族，更王天下，地纪裂矣。故夫圣人道穷之叹，非独谓一圣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后之万年之人，而无有不穷也。
道不穷，圣人不置，故前乎获麟，而圣人犹忧天下，犹欲有为焉。故《春秋》修，王道立，尽人以俟天。君子之学乎《春秋》，学是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