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知《升歌》、《下管》、《合乐》之必有余声在文言之外，以合声律，所谓永也。删诗存言而去其永，乐官习永而坠其传，固不如《铙歌》之仅存耳。

晋、魏以上，永在言外。齐、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参用古今，故杨广《江南好》、李白《忆秦娥》、《菩萨鬘》之制，业以言实永；而《阳关三叠》、《甘洲入破》之类，则言止二十八字，而长短疾徐，存乎无言之永。言之长短同，而歌之衬叠异，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阳关》矣。至宋而后，永无不言也。

永无不言而古法亡，岂得谓之古之无永哉？以理论之，永在言外，其事质而取声博；以言实永，其事文而取声精。文质随风会以移，而求当于声律者，一也。

是故以腔调填词，亦通声律之变而未有病矣。依之为言，如其度数而无违也，声之抑扬依永之曼引也。

浸使言有美刺，而永无舒促，则以《板》、《荡》、《桑柔》之音节，诵《文王》、《下武》之诗，声无哀乐，又何取于乐哉？

徒以言而已足也，则求兴起人好善恶恶之志气者，莫若家诵刑书，而人读礼策。又何以云“兴于诗，成于乐”邪？今之公宴，亦尝歌《鹿鸣》矣。

放辟邪侈之心，虽无感以动；肃雍敬和之志，亦不足以兴。盖言在而永亡，孰为黄钟，孰为大吕，颓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记》曰：“歌咏其声也。”歌咏声，岂声咏歌之谓邪？歌咏声，歌乃不可废。声咏歌，声以强入不亲而可废矣。

若夫俗乐之失，则亦律不和而永不节。九宫之律非律也，沈约、周伯琦之声非声也。律亡而声乱，声乱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志失纪。欲正乐者，求元声，定律同，俾声从律，俾永叶声，则南北九宫，里巷之淫哇，边裔之猛厉，见睍自消，而乐以正。倘惩羹吹齑，并其长短、疾徐、阖辟、阴阳而尽去之，奚可哉，

故俗乐之淫，以类相感，犹足以生人靡荡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动志士幽人之歌泣。志虽不正，而声律尚有节也。故闻《河满子》而肠断，唱“大江东去”而色飞。下至《九宫之曲》，《樑州序》、《画眉序》之必欢，《小桃红》、《下山虎》之必悲，移宫易用而哀乐无纪。

若夫闾巷之谣，与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击湿士，如含辛使泪而弄腋得笑；稚子腐儒，摇头倾耳，稍有识者，已揜耳而不欲闻。彼固率众庶之知，而几同于禽兽，其可以概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绥祖考，赏元侯，教胄子，移风易俗之大用哉？

圣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于历。历有定数，律有定声。历不可以疏术测，律不可以死法求。

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诎，短音朴节，不合于管弦，不应于舞蹈，强以声律续其本无而使合也，是犹布九九之算以穷七政之纪，而强盈虚、进退、朒朓、迟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于天运下应于民时也哉？

不以浊则清者不激，不以抑则扬者不兴，不以舒则促者不顺。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损。

声之洪细，永之短长，皆损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审于度数，倍严于后人，故黄钟之实，分析之至yu千四百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岂章四句，句四言，概哀乐于促节而遂足乎？志有范围，待律以正；律有变通，符志无垠；外合于律，内顺于志，乐之用大矣。

何承天、沈约以天地五方之数为言之长短者，诬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宫填郊庙朝会乐歌者，陋也。

朱子据删后之《诗》，永去言存，而谓古诗无腔调者，固也。司马公泥《乐记》“动内”之文，责范蜀公之不能舍末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轻律，谓声无哀乐，勿以人为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

古器之慭遗，一毁于永嘉，再毁于靖康，并京房、阮逸之师传而尽废，哀哉！吾谁与归！